我系王程韡副教授与其已经毕业的硕士生杨坤韵近日在社会学顶级期刊《社会》发表题为“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的文章，揭示程序员实习生在互联网行业的训导下，何以将自我物化为特定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从而甘愿忍受高压低薪的“996”生活。
研究批判的回顾劳工社会学“游戏”传统的基础上认为，布洛维赶工游戏存续的两个关键条件：1）可计数的劳动产品，2）劳工同侪所形成的名誉压力对于程序员实习生而言并不适用。性别游戏与老板游戏，甚至“关系工作理论”等等，亦无法完满地解释程序员甘愿实习的情绪动机。研究在6个月（为保护受访人隐私，特隐匿了田野的具体时间）田野观察的基础上，对20位程序员实习生的深度访谈及其工作场景的参与式观察。研究发现，尽管在程序员的不稳定工作中并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可计数的劳动产品，但通过每天的“站会”仪式，特别是白板上代表着自己“进度条”的便笺，以及每6个月一次的“升Ｔ”（即技术等级升等）考试，进而是从被分享到分享、带实习生与被称“神”的整个过程——他们已然将自身，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化约成了可计数的劳动产品。对此，整个互联网行业包括其背后的所谓“新经济”都难辞其咎。他们一方面通过与其他“坏”制度划清界限，即批判学校太“基础”、太“颓废”，国企太“拖延”，外企太“养猪”等方式，来强调自身的务实、高效和奋进。另一方面，又用循环时间和无感时间冲淡了程序员实习生有限时间，即35岁危机的日常焦虑；并将他们孤立起来，尽可能地压缩其欲望自我的部分，以最大程度地让他们“全心全意地（为公司）工作”。
王程韡和杨坤韵在罗斯（Rose, 1992）和阎云翔（Yan, 2010）的基础上，将这种现象概念化为“进取自我游戏”。他们还进一步指出，程序员实习生和富士康的“学生工”以及“外卖骑手”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区别：“每一个版本、每一个页面、每一个功能背后疯狂地敲着代码的程序员实习生也在通过一种游戏的方式逐渐边缘着不完整的自己”。
本文的作者王程韡曾在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工学学士学位，因此也“荣幸”地过过程序员实习生的生活，每天挤着去西二旗的地铁，短短几分钟车程拉着扶手都能睡着。杨坤韵更是自本科起有着四份实习的丰富经历。这是他们决定合作做这样一篇民族志的原因。论文的初稿《实习的羔羊：基于W公司的民族志研究》于2018年6月通过硕士论文答辩，此后王程韡对40万字的田野笔记进行了重新梳理、撰写成文并最终发表。
附论文全文：进取与迷失_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