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13日，科学史系举办了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11讲，本次讲座的主题是“窥探现代医学的东亚性？”，报告人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特聘教授，曾任“中研院”台湾史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的刘士永教授，他曾担任东亚环境史学会主席、哈佛大学燕京访问学者，并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等多所国际院校开展研究工作，刘教授的主要研究方向为医学史、公共卫生史及东亚环境史，涉及殖民医学、冷战时期国际卫生政策等议题。
报告之初，刘教授强调了标题中“东亚”的复杂性以及东亚医疗自身演变的能动性，并对“何为现代医学？”这一基本问题进行发问。根据William Osler的观点，病理解剖学、实验室科学和公共卫生是现代医学不可或缺的三个要素。报告旨在以医学史的视角划分东亚，交织内外史叙事分析现代医学在东亚的形成机制，从现代解剖学的输入、现代药学的应用和公共卫生的建构三项展开讨论，思考东亚医学的现代化与现代医学的东亚受容问题，同时刘教授提示我们作为研究者，在选择档案史料时也需要加以辨析。
以日本的解剖学为例，江户末期荷兰医学的输入对日本汉医造成冲击，解剖学自此进入日本，但实际上最开始并没有迅速发展成今天意义上的解剖科学。1706年的翻译出版的《外科宗传》和1759年的《藏志》等解剖学作品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当时日本社会存在一个“非人”阶层，可以随意砍杀以供娱乐。1771年，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前往小冢原刑场“观藏”（即解尸秀），二人要求刽子手按照西方解剖学教科书操作以作对照。1774年，《解体新书》出版（德文原版：Anatomische Tabellen, 1772），成为日本引注现代西医的知识基础。而中医外科自明清盛行儒医以来逐渐没落，即便早在1690年就已经传入了解剖学作品，但限于宫廷内部阅览而并未得到传播，且当时的社会道德和法律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尸体毁坏，直到1920年代才立法允许尸体解剖用于科学研究。由此可见，以实验为基础的知识在引入过程中若不能辅以实际操作，便很容易被束之高阁。
而药与医的情况有所不同，日本近代大量学习西方的医学知识和制度，汉方药物面临危机，开始争取与西药并存，后日俄战争期间汉成药正式列入官方《陆军药局方》。1897年日本首次设立药理实验室检验汉方疗效并投入日本官方药品制造。追溯日本科学化汉方的基础是生药学和本草学的兴起，生药学于1815年正式被确立为一门药理科学，体质论被认为是其重要基础之一。1900年代中国的留日医学生向国内介绍日本发展西洋药学的情况，陆续创办相关杂志与机构，日本生药学也随着殖民势力拓展进入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刘教授以汉药研究中麻黄素的分离和汉药研究所的广泛影响（包括药物及制药方法的传播、朝鲜半岛等地影响）等例子，论证日本成功实现了生药学的科学化，认为在此意义上现代医学不应该只包括西方，还应该包含东洋医学。
公共卫生则是反映东亚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指标。刘教授指出重大公共卫生改革往往源于社会危机或政治转变，现代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也是现代国家和社会建构的一环，公共卫生改革需要社会的共识与支持。以公共卫生的检疫为例，彼时在中国开展的检疫检的是“病”而不是“菌”，各方内部对于究竟如何展开检疫也存在很多的分歧与争议。由此可见，知识和制度的转变事实上并不像线性历史所书写的那么简单，而是充斥着复杂多元的变革与演化。
讲座最后，刘教授做出了总结：解剖学的外部因素大于社会因素；药学的内部技术与知识条件决定了外部发展；公共卫生则显示出内外交错与纠缠的差异发展。同时他启发我们从史学方法论的角度思考：一种非常“东亚特色”的内史与外史区分是否合理？也许跳出非A即B、寻找预设答案的思考方式、怀着谦卑的心，我们能够成为一名更好的历史研究者。
讲座后的讨论环节，听众就苏联对东亚的影响、1930-40年代战争期间中西医碰撞和之后的赤脚医生是否算一种现代医学形式、从医学史的视角看怎么样重新划分东亚、报告的三个面向在更大的世界背景中处于什么位置等议题进行了提问，刘教授一一作出解答与回应，本次讲座在热烈的讨论与掌声中结束。
撰稿：马楚鑫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