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1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第223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23级硕士生何晓奥和25级硕士生都基哲。
报告伊始，何晓奥同学首先介绍了报告的研究背景，包括研究对象哈钦森的主要生态学成就，并介绍了本文的思想史线索：“整体-还原论”和“有机-个体论”在20世纪生态学思想史的研究现状。接着，报告人介绍了研究的核心问题，即在20世纪的生态学思想史的整体-还原论和有机-个体论的框架下，如何理解哈钦森的生态学思想并给他的思想一个历史定位？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报告人决定分为“哈钦森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哈钦森思想的自主建立“两个部分来论证，前后二分也对应哈钦森的学术探索期和成熟期。
首先，哈钦森在尚未确定学术研究志向的时期，他先后受到了埃尔顿的生态学术语和研究框架、德语世界蒂内曼的湖沼学研究方法、俄国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和系统论三个来源思想的主要影响。三人的研究均有明显的整体论倾向；同时让哈钦森认识到自己现在从事的研究工作正处于生态学学科框架内，确立自己的终身科学志向。总体上，哈钦森综合继承了这三人的研究方法论和思想——形成了注重化学、定量方法并把湖沼整体为研究对象的终身科研工作方向，产出了著名的四卷本《湖沼学论著》。同时，报告人也指出，哈钦森并没有完全全盘接受三人的所有理论：他抛弃了埃尔顿的定性而转向定量化抽象的生态学概念，他抛弃了维尔纳茨基对定量数据使用的保守态度，引入带有假设的数学模型。总之，哈钦森对现有生态学新方法有明显的认识，在1959年将生态学工作总结为两条路径：生物地球化学方法（biogeochemical approach）、生物人口统计模式（biodemographic approach）或被称为为生物社会（bio-sociological）。哈钦森自己也注意到了这两种路径的不兼容，他自己在文章中弱化的表述为前者是整体性的（holological），后者部分性的（merological），而避免用整体性和还原性两个对立性更大的词汇。
其次，报告围绕哈钦森如何在建立自己的思想上展开。哈钦森为了调和生物地球化学方法和生物人口统计模式在整个生态学研究路径的复杂关系，采用数学作为通用语言促进两条路径的统一。但是哈钦森在北美的生态界大力推广定量化生态学研究并没有迅速被接受，相反存在一些反对新方法的声音。这一阶段（1946—1953），哈钦森反而在以梅西会议为代表的跨学科前沿控制论会议中得到更多承认，这可能促进了哈钦森确定使用数学方法建立自己统一生态学的思想体系。从生态学史看，哈钦森的理论体系影响很大；报告人在此选择了三篇哈钦森最有名的利用数学方法的理论文章进行解读：哈钦森的数学方法体现在用更精确的数学模型去拟合自然、将抽象概念的定量化、欢迎大胆的理论。
最后，报告人对哈钦森的生态学思想进行了总结。哈钦森具有系统论倾向一直存在并逐渐加深的、整体性-部分性相互缠绕的温和整体论和反对超级有机体概念、但利用有机体隐喻的有机论。
在讨论环节，与会师生就报告人的原始史料来源、术语的准确使用、如何增强论证的逻辑性提供了若干性宝贵意见。
都基哲同学的报告“蓝色革命的愿景与现实——以上海奉贤对虾养殖业为例（1979—1994）”旨在以奉贤地区对虾养殖的起步、扩张与中断为线索，重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蓝色革命在基层的展开过程，探讨海洋水体的流动性如何在生态层面塑造技术的边界。
都基哲指出，对虾养殖业的发展是蓝色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日本科学家藤永元作首次驯化并人工繁育了日本对虾。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来，中国水产科学家刘瑞玉与赵法箴等人在理解对虾习性和实现工厂化育苗等方面实现了奠基性探索。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着冷冻加工、冷链运输和国际贸易体系逐步成熟，海水养殖与更大的全球史交汇，被赋予解决粮食安全、改善饮食结构、促进农村繁荣与增加出口创汇的多重使命，成为一种“发展主义”叙事。水体被视为可以被规划、计算和持续产出的集约化养殖空间。通过人工育苗，配合饲料、增氧设备与病害控制技术（如抗生素），可以驯化海洋生命，突破传统渔业的自然上限，成为沿海渔业资源贫瘠化后捕捞渔业的代替性方案。
都基哲借助地图展示，上海奉贤地处杭州湾北岸，位于长江—钱塘江与东海汇流的河口海岸交界地带，兼具淡水径流、潮汐交换与近海盐水输入的复合水文条件。日本暖流与入海径流所形成的沿岸流相遇，形成锋面，携带并翻涌起大量的浮游生物与营养物质。中国东部沿海的浅海与宽广大陆架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海岸生态与工程可能性。滩涂从边缘地带逐步转化为潜在的生产空间。以上区位因素使其具备发展海水养殖的潜力，也使其暴露于全球环境风险之中。同时，奉贤地处上海这一重要的港口城市，在从盐业向海水养殖业过渡的产业转换中，被迅速纳入改革开放初期出口创汇的空间布局。
都基哲强调，养殖水体不是单纯的自然介质，而是被持续投入饲料、药物、有机物并与外界海水进行物质交换的微生态环境。国家经济体制转向承包制，释放了个体能动性却加剧了短期逐利行为；以“星火计划”为代表的科技政策为高密度养殖提供了国家背书，但也不可避免地诱导了地方政府与科研机构的指标追逐行为。在高密度单一品种养殖环境中，其深层水体中累积的残饵、排泄物与化学制剂，构成了一个长期存储污染的物质记忆；其表层水体在流动中与周遭的虾塘、近海的潮汐和洋流不断交互，将区域性的生态风险引入其中并持续扩散。
以此观之，都基哲认为，1993年对虾病害的暴发，是中国参与全球蓝色革命过程中内在张力的集中显现。当白斑病毒传入中国，在水体环境中肆虐时，整个产业的脆弱性暴露无遗。所有被奉为圭臬的技术优势（如高密度放苗、频繁换水、化学药物干预等）在未知病原体面前均逆转为致命的劣势，迫使蓝色革命以更高成本运行，寻找引进无特定病原体品种、发展鱼虾生态混养、研制益生菌饲料等新的技术方案。可见，蓝色革命并非简单复制陆地农业或工业的成功路径。它的特殊之处在于，水体所具有的历史性与连通性，使任何试图将生命环境完全纳入可计算框架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很快就面临边界。
在评议环节，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诗古老师肯定了选题的研究价值，并结合自身在渔业史领域的研究，从技术演进、产业发展、对虾市场与饮食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可供深入探讨的议题。沈宇斌老师指出，研究应注重海洋科学史的发展脉络，厘清对虾养殖业的前史。程志翔老师就“蓝色革命”的具体概念进行提问，并分享了关于远洋船舶“压舱水”与病毒流动传播的见解。刘骁老师则以香蕉为例，强调需要进一步关注养殖物种的更新换代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