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5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人文楼124成功举办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05讲，特邀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高级讲师Pierrick Bourrat主讲“被繁殖者、繁殖者和达尔文式个体”（Reproducees, Reproducers, and Darwinian Individuals）。本次讲座由科学史系王巍教授主持。Bourrat专攻生物学哲学，与Paul Griffiths共同领导生物科学中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组。
讲座伊始，Bourrat便直指进化论中一个基础却充满混淆的核心概念——繁殖（Reproduction）。他指出，尽管繁殖及其相关概念（如遗传、复制）遍布于进化思维的方方面面，但哲学与生物学界对此缺乏统一清晰的定义，存在大量意义交叠或侧重点不同的术语。为厘清混乱，他提出了一个基于三层实体的概念分析框架。
首先，Bourrat界定了最基础的概念“被繁殖者”（Reproducee），即一个被生产或复制出来的对象。一个对象B要成为A的被繁殖者，需满足三个最低条件：1）时序性（B在A之后出现）；2）因果性（A是B存在的原因）；3）同类性（A与B属于同一个“相关”的类别。许多在进化解释中被讨论的实体，如多细胞生物体内的一个基因、一个心脏，都只是“被繁殖者”。
接着，他引入了另一概念“繁殖者”（Reproducer）。繁殖者是那些能够（相对）自主地进行繁殖的实体。其核心特征在于繁殖自主性（Reproductive Autonomy），即在给定环境背景下，独立启动并完成繁殖过程的能力范围。所有繁殖者（除最初起源外）也是被繁殖者，但反之则不成立。自主性构成一个谱系：一段DNA（极低）、病毒（中等）、细菌或青蛙（较高）分别处于从“被繁殖者”向典型“繁殖者”过渡的不同位置。
进而，Bourrat论证了从繁殖者到“达尔文式个体（Darwinian Individual）”的进阶。典型的达尔文式个体（如能演化出复杂适应性状的生物）不仅是繁殖者，更具备高度的繁殖因果控制。这意味着亲代能够将自身细微的、确定性的性状变化精准地传递给后代。正是这种能力，使得累积性自然选择成为可能，从而演化出眼睛等复杂适应结构。缺乏此种精细控制的繁殖者，其进化潜力极为有限。
随后，Bourrat运用此框架澄清了生物学哲学中的两大争议。其一，关于“基因是否为繁殖者”。他认为，在多细胞生物背景下，基因与心脏本质上同属高度依赖整体、缺乏自主性的“被繁殖者”。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繁殖因果控制的高低：基因序列的微小变异可被精准遗传，而心脏形态的微小改变通常不能。因此，现代基因应被视为进化出的、具有高保真信息传递功能的专门模块。其二，关于“繁殖是否需要物质重叠”。他介入并调和了James Griesemer与Peter Godfrey-Smith（简称PGS）的著名辩论。Bourrat指出，PGS用以支持“形式繁殖”（即无需物质重叠）的案例（如逆转录病毒），实际上只截取了完整生命周期的一个片段，并将该片段实体视为“被繁殖者”进行描述。若追踪作为繁殖者的完整生命周期过程（如整个病毒感染循环），总会发现存在物质上混合了未来亲代与子代成分的“杂交对象”，物质连续性不可避免。因此，争议部分源于讨论对象层面不同：在“被繁殖者”层面可作形式化描述，但要理解“繁殖者”的进化，则必须考察其涉及物质传递的完整过程。
在随后进行的问答与讨论环节中，现场师生就概念框架的精确性（如“原因”与“相关类别”的界定）、水平基因转移如何纳入框架、人工智能进化是否挑战物质重叠要求、该框架与关于“选择单位”多元论争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而富有启发性的交流。Bourrat强调，其框架提供的是一套用于澄清不同科学解释在何种层面运作的分析工具，而非寻求一个形而上学上绝对严格的单一标准，“相关类别”的选取依赖于具体的解释语境与实践目标。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黄鑫
审核：王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