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0月24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蒙民伟人文楼B206成功举办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01讲，特邀匹兹堡大学荣休教授伍德沃德（Jim Woodward）主讲“解释的位置：结构实在论与科学解释的依赖性阐述”（The Place of Explanation: Structural Realism and the Dependency Account of Explanation）。本次讲座由科学史系王巍教授主持。
伍德沃德的研究涉猎一般科学哲学，尤其专注于因果性与科学解释问题。其著作《让事发生》（Making Things Happen, 2003）荣获2005年拉卡托斯奖，另著有《因果的人类之面》（Causation with a Human Face, 2021）。他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并于2024年荣获科学哲学协会颁发的亨普尔奖。
讲座伊始，伍德沃德便引导听众反思科学实践的深层目标。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解释（Explanation）与发现真理一样，是科学不可或缺的核心目标。针对哲学界（尤其是科学实在论者）常将“追求真理”视为科学的唯一认知目标的倾向，伍德沃德提出了一个更为精细的概念——“有效正确性”（Effective Correctness）。他强调，科学所追求的并非漫无边际的真理，而是在特定应用领域内近似准确、且能服务于特定科学活动的理论主张。其中，科学最为看重的是依赖关系（Dependency Relations），即那些能够系统回答 “如果事情不同呢”（What-if-things-had-been-different）问题（亦即反事实条件）的关系，而非对本体论（Ontology）的精确描述。
基于这一洞见，伍德沃德教授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依赖性阐述（Dependency Account）解释模型。他特别强调，该模型是最小主义的（Minimalist），这意味着它主动剥离了许多传统哲学强加于解释的额外负担。一个成功的解释无需必然具备“统一性”或“简单性”等所谓的解释美德（Explanatory Virtues）；其唯一的关键，在于能否有效且正确地刻画出现象背后的依赖关系结构。为了佐证这一观点的说服力，伍德沃德教授援引了布朗运动、电子的早期发现以及牛顿引力理论在广义相对论框架下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等一系列科学案例，指出科学家完全可能在未能正确理解甚至完全误解本体论的情况下，依然成功地把握了关键的依赖关系，并据此给出了令人满意的科学解释。
这种将依赖关系置于首位的视角，导向了一种新颖版本的结构实在论（Structural Realism）。伍德沃德明确将“结构”等同于依赖关系网络，并称自己的立场为“工具实在论”（Instrumental Realism）。这一立场的核心在于：我们应当对科学理论所描述的依赖关系持有坚定的实在论态度，承认它们反映了世界的真实结构；然而，对于这些关系所涉及的实体本体论，我们则可以保持相对宽松与实用的态度。其理由在于，科学史上不同的甚至看似冲突的本体论框架完全可能描述着相同的依赖结构。
在推理方法论上，伍德沃德明确反对在科学哲学中极为流行的最佳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IBE）。他认为，IBE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将一个假设的“解释潜力”错误地当作了支持其真理性的证据。在伍德沃德看来，解释潜力仅能支持我们将其纳入 “追求”（Pursuit）的语境，即投入资源去进一步研究和检验，但绝不能直接作为相信其为真或有效正确的理由。与之相对，他力主一种更为严谨和稳固的科学推理模式：即通过独立的经验证据，系统性地排除所有其他可能的竞争性解释，最终实现唯一解释推理（Inference to the Only Explanation, IOE）。他以因果推断中常见的混杂变量（Confounding Variable）问题为例，揭示了仅基于“简单性”等美德就偏好直接因果假设的IBE式推理，是如何与审慎的科学实践格格不入的。
最后，伍德沃德深入探讨了其观点对于科学实在论这一经典争论的意涵。他特别批评了那种以“理论的成功需要解释，而其实在论解释是最佳的”为理由的论证，认为其循环且缺乏说服力。他重申，对任何理论（包括其描述的依赖关系）的合理接受，其唯一坚实的基础只能是IOE所要求的、基于独立经验证据的系统性排除过程，而非任何先验的、关于何谓“最佳”解释的哲学预设。
在随后进行的问答与讨论环节，现场师生与伍德沃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讨论聚焦于依赖关系的类型学（是否仅限于因果关系）、依赖性阐述与本体论在科学实践中的实际张力、IOE在数据有限情境下的适用性以及其观点与其他结构实在论流派的异同等问题。伍德沃德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了细致的回应，进一步澄清了他的哲学立场。最后，讲座在全体师生热烈的掌声中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黄鑫
审核：王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