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科学史系在人文楼B206召开科学史系第210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王巍教授和程志翔副教授。
王巍教授的报告题目是“规范解释与因果解释”。他先把规范分成了三种类型：行为规范，像下雨打伞这种，基本上就是工具理性，符合因果关系；社会规范，比如靠右行驶、寡妇守节，各地不一样，有的符合道德，有的反而违反道德；还有道德规范，像功利主义或义务论，虽然有争议，但约束力是最强的。接下来他分析了规范解释和因果解释的关系。
王巍老师认为规范解释有五个大问题：（1）人们给出的理由常常只是借口，实际上可能就是理性选择，其实“心里全是生意”。（2）理由可能会被因果中断，比如生病了，就没法兑现承诺。（3）我们可能根本不知道真正的理由是什么，但可以像珀尔（Judea Pearl）的《为什么》，研究真实的因果关系。（4）规范和因果有冲突，像道金斯（Richard Dawkins）《自私的基因》里的生物学解释就跟社会规范不太一样。（5）规范是可以违反的，比如当伪君子，但因果是没法违反的。
然后王巍老师对比了两种观点：规范主义认为要真正理解社会世界就必须考虑规范；自然主义则想用科学的方式来解释规范。他介绍了三种自然主义的思路。特纳（Stephen Turner）提出的“好坏理论”，意思是有些理论虽然是假的，但相信它们反而能促进社会互动。比基耶里（Cristina Bicchieri）认为规范其实是信念和条件偏好形成的复杂规律，遵守规范最终符合工具理性。斯科姆斯（Brian Skyrms）用演化博弈论来解释规范，以“猎鹿博弈”举例说明合作规范是怎么演化出来的。王巍老师强调，所有规范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违反自然选择的规范会被淘汰掉，像中国历史上的“兄终弟及”“嫡长子制”制度的演变。
接下来王巍老师介绍了迈尔（Ernst Mayr）在1961年提出的两种解释：近因解释与终极解释。罗森伯格（Alexander Rosenberg）区分了“如何可能”解释就是列举已有事实来说明某件事可能发生，“为何必然”解释则是要说明被解释的事情必定会发生。他的达尔文式还原论认为“为何必然解释”应该更完备。但王巍教授指出，因为近似问题的存在，从分子生物学推导出功能生物学的所有结论恐怕不太可能，所以弱一点的反还原论还是有道理的。王巍老师还介绍了里斯乔德（Mark Risjord）提出的“如何实际”。演化博弈能推导出“分道行驶最安全”，但到底是靠左还是靠右，这就得靠历史研究了。
最后王巍老师总结说：规范解释在社会科学中是合理的；规范解释很像功能解释，提供的是“如何可能”的解释；对规范本身可以做更多自然主义的理解；但要把规范完全还原成因果关系的那种还原论不太现实。他自己的立场是非还原论的自然主义。
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展开了讨论。有老师提问规范解释是不是包含目的性解释，还有规范解释的层次问题。王巍老师回应说他用的是“功能解释”而不是“目的论解释”，理性选择只能提供“如何可能”的解释；在本体论上他接受个体主义，但在认识论上可以在不同层次上研究。还有老师提到自然科学本身就有牛顿因果论和达尔文演化论的二元性问题，王巍老师回应说他在方法论中更倾向达尔文主义，但在本体论上是物理主义。另外，有同学问社会建构论和自然主义是不是矛盾？王巍老师表示布鲁尔（David Bloor）的社会建构论其实是科学主义。最后有同学问规范的本体论地位是什么？王巍老师回应说在本体论上规范依赖于人类的存在，但通过因果性推导出所有规范并不现实，演化博弈理论可以解释规范如何可能，但回答不了规范如何实际发生。
程志翔老师报告的题目是“现代演化理论中有几个自然选择概念？”。作为引子，程志翔老师首先介绍了当下生物学哲学中围绕现代演化理论之诠释问题的统计主义与因果主义争论，尤其是统计主义所主张的对 Darwinian selection (D-selection) 与 Modern-Synthesis selection (MS-selection)概念的区分；统计主义认为MS-selection是基于群体生物学统计模型的非因果的、纯粹统计性概念，不指称生物演化的原因。那么，这种概念二分尤其是对非因果的MS-selection概念的主张，是否能得到史学证据的支持呢？由此便引出了报告所关注的核心问题，即从达尔文到现代，自然选择概念的内涵是否及如何发生了变化？
为此，程志翔首先讨论了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刻画，并提出其刻画中有四个值得注意的点：其将过度繁殖视作前提条件，其明确区分自然选择与性选择，其刻画中包含关键因果要素以及其对自然选择的讨论主要围绕生物个体层面。在后来的生物演化论中，这四个方面似乎都发生了变化。围绕过度繁殖是否是自然选择的前提条件的问题，当代演化生物学家的表述中呈现出两种对立立场：即在刻画中取消过度繁殖这一条件的“移除论”和继续保留其作为前提条件的保留论。而尽管存在不同意见，但许多当代学者认为，性选择作为一个概念已被吸收进自然选择，成为后者的一个特殊类型。而20世纪自然选择概念涵盖范围的拓展不止于此：许多其它现象，比如不均等亲代投资、亲子代冲突等，作为“selection for reproductive success”也被纳入。或许是因应这种经验研究进展，许多生物学哲学家也提出了对自然选择的抽象的因果性刻画，这些刻画在当代生物哲学讨论中相当主流。而一些演化生物学家（比如 Richard Lewontin）则走得更远，他们在其表述中干脆消除了因果要素，而完全诉诸相关性来界定自然选择或“经由自然选择的演化”。程志翔认为，尽管这些方面的变化显得有些复杂和凌乱，但我们大致可以将它们置于一条线索框架中来加以理解，即对自然选择的刻画，从“原因导向”走向“结果导向”。
而后，程志翔讨论了这些基于相关性的刻画是否为统计主义者的立场提供了支持的问题。尽管学界在对“统计主义-因果主义”之争的现有讨论中很少提及这些相关性刻画，但它们作为另外的独立议题，本身早已受到许多批评。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刻画不可接受，因为它们既无法区分自然选择和漂变，也无法排除掉“搭便车”现象，因而不构成自然选择的充分条件。但程志翔认为，在本争论语境中，这些批评的相关性可疑；尽管如此，这些刻画依然不能用来支持统计主义立场，理由有二。其一，它们所体现出的对自然选择的理解与统计主义所主张的MS-selection概念有重要区别，算是介于因果主义与统计主义理解之间的第三种立场；其二，程志翔认为，提出这些相关性刻画的生物学家，未必像字面显示的那样当真持有对自然选择概念的非因果理解，并以 Richard Lewontin与 John Endler 为例论证了这一复杂情况。
报告结束后，王巍老师、蒋澈老师、吴国盛老师等在场师生与程志翔就报告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交流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