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14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第203期学术例会。报告人为23级硕士生徐永强同学和23级硕士生廖雨晴同学。
第一位报告人是我系2023级硕士研究生徐永强，报告题为《赫崇本与中国海洋科学的建制化》。本次报告围绕“建制化”这一核心概念，考察了赫崇本（1908–1985）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海洋科学从边缘学科走向独立建制的重要实践。报告以制度发展与个体实践之间的互动为主轴，试图呈现出中国现代海洋科学如何在特定政治与学术环境中实现制度化的历程。
报告主体结构分为三章，分别聚焦赫崇本的学术背景与中国海洋科学的早期发展、地方性试点建制的形成，以及国家层面的制度推动。
在个人学术背景与中国海洋科学的早期发展方面，报告首先梳理了赫崇本在清华大学的求学经历、在中学与高校的教学与科研实践，以及赴美深造过程中从物理与金属研究转向气象与海洋学的学术转轨。报告同时回顾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海洋科学发展的制度基础，指出民国时期虽有尝试，但受限于经费、战争等条件，学科体系难以持续，处于边缘化与试探性发展阶段。正是在这一制度仍不稳定的背景下，赫崇本归国后的制度实践为新中国海洋科学的发展开辟了起点。
在地方建制方面，报告重点分析了赫崇本在1949年后参与创建山东大学海洋学系的过程，包括制度设计、学术共同体的组建与教学体系的搭建，并延伸至1959年山东海洋学院的设立，从而实现了从校内系科到独立建制单位的过渡。1950年代后半期“十二年科技规划”与1958年全国海洋调查为地方性科研力量带来了国家层面的支持，赫崇本作为重要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其中，推动海洋科学在国家科学体系中获得更高定位。
在国家制度推动方面，报告梳理了赫崇本在1960年代后参与“东方红”号实习调查船建造、国家海洋局组建、以及“海洋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关键历程，指出这一系列实践反映出海洋科学在国家战略中的制度地位逐步确立。报告同时指出，赫崇本在此阶段不仅作为研究者与组织者，更以教育者身份长期投入海洋人才的培养，其在教材编写、青年教师培训、专业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对学术共同体的延续与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讨论环节，沈宇斌老师指出：报告未具体展开赫崇本为何从物理转向海洋研究的动因，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探究；同时，山东海洋学院为何在1960年成为13所综合性重点大学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王巍老师建议报告进一步提炼研究问题，强化分析框架，避免内容过于平铺直叙。沈老师和鲁博林老师还建议要善于利用“读秀”等学术搜索引擎以及档案馆资源。此外，数学系博士后郑豪对报告中提到的档案材料提出了具体勘误意见。
总体来看，本次报告较为系统地呈现了新中国海洋科学制度化的过程与多重动力机制，也激发了与会师生在研究方法、史料利用与问题意识等方面的深入思考与讨论。
第二个报告来自23级硕士廖雨晴同学，她报告的题目是《毕达哥拉斯学说中数的意向》。首先，报告人介绍了研究的学术背景：雅各布·克莱因提出的论题。克莱因论题指出，现代科学的形式根植于从古希腊“数”（arithmos）到现代符号数概念的深刻转变。他认为古希腊数作为第一意向，直接指代确定事物的确切数目（definite number of definite things），这一观念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一”与“多”之间“确定性”的根本追求。然而，由于早期文献资料的匮乏，对于毕达哥拉斯学说的研究在近年来已经成为“毕达哥拉斯问题”；与此同时，报告人介绍道当前的希腊数学史将史料扩大至考古所提供的物质材料，并关注于早期数学的实操层面。
接着，报告人为回应这一学术对话，聚焦于“石子计数”这一关键工具。石子计数既符合克莱因重建自然计数现象的理论目标，又因其作为实践中数的物质载体、代表着实物单子的存有，能够为数的概念构成提供可见的存在秩序，呼应了新纲领对实践的强调。报告界定了克莱因论题的目的与范围，进而，对包括菲洛劳斯证言在内的现存毕达哥拉斯学派文本进行了细致分析。随后，报告引入石子计数假说，从这一基础的自然计数活动出发，成功推演出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图数”概念以及体现图数关系的“毕达哥拉斯定理”。最终，报告从石子计数作为数的第一意向的视角，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旨在为理解古希腊数的意向性提供现象学框架与数学实操基础。
报告结束后，鲁博林老师对报告中的石子计数假说的学术根基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王巍老师就“意向”与“意向性”的研究交流了科学哲学视角的观点，沈宇斌老师建议就石子计数（Counter Culture）作出更为清晰的表达，报告人与就以上内容与各位老师深入讨论，受益匪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