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13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第185期学术例会在人文楼B206举行，报告人为科学史系蒋澈副教授、22级博士生黄宗贝同学。
蒋澈副教授做了报告《走向全球“博学经验主义”研究》（Toward Globalizing “Learned Empiricism”）。蒋澈首先回顾了詹娜·波马塔（Gianna Pomata）与南希·白石（Nancy Siraisi）等人对“博学经验主义”（learned empiricism）的界定。2003年起，波马塔与白石等人在对现代早期欧洲自然研究中的“historia”知识实践进行研究时，开始主张用“博学经验主义”的概念来理解这一时期的特定知识论立场。这批研究者注意到，现代早期知识系统的重要特征是在自然研究和文化研究中间缺乏清晰的边界，从而，经验主义的观察方法与“博学”（eruditio）文化中的语文学方法相互结合在一起。首批得到刻画的研究个案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康拉德·格斯纳（Conrad Gessner，1516–1565）、特奥多尔·茨温格尔（Theodor Zwinger，1533–1588）、米凯莱·萨沃纳罗拉（Michele Savonarola，1385–约 1466）、尼古拉·德·佩雷斯克（Nicolas de Peiresc，1580–1637）等人物的自然研究工作。近十五年来，使用 “博学经验主义”的科学史工作一方面见于对现代早期欧洲本土材料的研究，另一方面也日渐涉及欧洲人研究异域自然物时的方法或策略。蒋澈认为，在东亚具有深厚语文学传统的印刷文化中，也存在与欧洲“博学经验主义”可公度的知识文类。更为重要的是，在明清时期，经由耶稣会士的中介，欧洲“博学经验主义”的若干文本曾与中国同类知识实践有直接接触。在这个意义上，蒋澈主张应当考虑一种“全球博学经验主义”的比较研究。最后，蒋澈讨论了“全球博学经验主义”研究可能为中国博物学史书写带来的变化。
报告结束后，我系师生史艳飞、艾博（Alberto Bardi）、王哲然、鲁博林、卢峰峰、孙承晟、沈宇斌、吴国盛对“博学经验主义”的编史学作用展开了讨论。
黄宗贝报告的题目是“从结构化的书写到为经验赋予结构——弗朗西斯·培根的制表”。报告开篇介绍了上世纪90年代至今科学史学界对16、17世纪欧洲自然研究中“经验知识”问题的关注，并将报告的研究定位于以历史认识论（historical epistemology）视角去理解现代早期学者从个殊经验知识构建普遍科学的种种“经验主义”方案。其中，培根对自然志材料“制表”（tabula）的论述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加以考察。
报告人随后介绍了培根“能文会写的经验”（experientia literata）这一概念，并论述了其与16世纪人文主义“论题”（loci, topics）传统的关联。通过与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茨温格尔（Theodor Zwinger）著作中相近制表方式的比较，报告人指出培根“经验”的第一层书写结构可能来自16世纪下半叶发展起来的这类“博学经验主义”方案。之后，报告人进一步讨论了培根“制表”的第二阶段，并将其“发现自然事物背后的形而上学基本要素”这种作用通过培根所处的文艺复兴卢尔主义、修辞–记忆术传统背景进行解读，以此澄清对培根来说，“制表”可能是一种在自然与心灵之间的操作性结构。最后，报告人总结了上述考察对重新理解培根及现代早期“经验主义”的意涵有何启示。
西北大学科学史高等研究院高洋老师受邀在线上对黄宗贝的报告进行了评议，他建议茨温格尔不同著作中“表”的形式与意涵可能需要加以更细致的区分，并可以进一步关注培根的“史志”概念与亚里士多德主义中的区别。在场师生接着对托勒密、开普勒等天文学家和早期皇家学会成员是否有类似的“制表”实践进行了讨论，报告人对上述问题一一作了补充和澄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