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9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人文楼B206举办清华科史哲讲座第79讲。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蒋澈老师主持，沈宇斌老师主讲，讲座题目是：“天下无复蝗患”——治蝗类农书的知识、技术与图像。
首先，蒋澈老师对于沈宇斌老师进行了介绍。沈宇斌老师是南京大学学士、硕士，美国乔治城大学博士，曾任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劲牌”研究员、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现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近代中国的科技、医疗与环境史以及全球史，目前尤其关注人、动物、植物与微生物互动的多物种史，以及农书中害虫防治相关的知识与实践。
在讲座的起始，沈宇斌老师首先介绍了飞蝗的生物学知识，以及蝗灾与其防治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般背景。飞蝗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物种，在中国古代造成蝗灾的物种主要包括东亚飞蝗、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飞蝗的重要生物学特征之一是，其聚集时会发生形变，产生与分散生活时不同的状态，转变为一种高密度群居性蝗虫，从而对农业生产造成灾害。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两千年当中，发生蝗灾一千余次。明代的徐光启认为，最主要的三种灾害即是水灾、旱灾和蝗灾。
在历史上，古代人总结农业生产相关的知识与实践，产生了大量的农书。这些农书成为了农史的主要研究资料。在本次讲座中，沈老师重点介绍了三种现有的治蝗农书资料，包括清代李源的《治蝗图册》、陈世元的《治蝗传习录》和日本江湖时代的《除蝗录》。
在清代之前，已有多种文献记载了蝗灾问题极其应对策略。南宋董煟的《救荒活民书》，是现有最早的治蝗资料，介绍了捕打蝗虫法、挖坑活埋法等治蝗方法。徐光启的《除蝗第三》中对蝗虫繁殖的生活史有详细的记述，认为蝗虫由鱼卵发育而来，鱼卵在湿润是孵化为鱼虾，在干旱时则发育为蝗虫。徐光启著作中的知识直接影响了后续的李源等农书作者记述的关于蝗虫的知识。
在清代，出现了大量的治蝗类农书，多数由地方的行政官员编著，种类多达25种以上，其中图文并报的有四种，且图像并不是直接彼此复制而来，而是各自有原创之处。清代地方官员李源所著《捕蝗图册》，是保留至今的国家级文物，其中关于蝗虫生活史的部分主要来自徐光启。《捕蝗图册》中富有多种治蝗方法的图像，包括翻耕盖蝗、扑捕飞蝗、放鸭吞蝗等，其中放鸭吞蝗在《捕蝗图册》中是历史上首次出现。捕蝗图册中记载了针对蝗虫发展不同阶段的防治策略，结合了大规模的人力动员与工具使用，面向的并非是个体农户，而是对于管理本地蝗情负有具体责任的地方官员。
福建人陈世元在1776年编写了《治蝗传习录》，其中详细记载了通过养鸭治蝗的方法。陈氏家祖陈经纶游历四方，教授人们种植自美洲传播而来的作物甘薯。在过程中，发现白鹭会捕食蝗虫的幼虫，后发现鸭子吃蝗虫相较于白鹭更为有效。种薯、治蝗、养鸭自此称为陈氏家训。陈世元的堂兄陈久振，在芜湖成功实践了用鸭子治理蝗虫，后鼓励陈世元对《治蝗传习录》进行出版。陈世元认为，治蝗的关键要素在于对天气进行预判，以及结合蝗虫的生活史针对性地动员人力物力。具体的操作和手段包括火盆孵鸭、进行水渠修整和环境干预，防止蝗虫孵化并为鸭子进入田亩捕食蝗虫创造条件。放鸭治蝗的传统可能在中国古代有多重起源，但陈世元的著作中对放鸭治蝗的记载最为详细全面。这一治蝗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在江户时代的日本，蝗灾同样成为了农业生产所需要面对的问题。大藏永常的著作《除蝗录》中通过多种图像记载了日本的除蝗实践，其中包括独特的鲸油除蝗法。江湖时期日本九州地区的捕鲸业高度发达，人们发现蝗虫在油脂当中很快就会死去，而在各种油脂中，鲸油的除蝗效果最为显著。结合当时发达的捕鲸产业，江户日本形成了独特的鲸油除蝗法，通过向作物施洒鲸油来杀死蝗虫。不仅如此，《除蝗录》中还记载了当地农民进行送蝗仪式的场景，显示人们面对蝗虫的手段，既有自然的，也有超自然的。
在讲座的最后，沈老师总结道，《治蝗图册》、《治蝗传习录》和《除蝗录》等农书中的治蝗知识，不仅展现了古代农民面对蝗灾时展现的智慧，也体现出古代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古代人民对生态系统复杂性的深刻理解。在今天的农业环境中，更加强调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循环利用。古代农书中的治蝗方法，充分地利用了各种动植物资源，与现代生态循环农业思想不谋而合，对于今天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
在讲座后的提问和讨论环节，参与讲座的师生围绕着鲸油治蝗的生物机理、放鸭治蝗的普遍性、蝗虫问题与农业改变环境之间的因果关联等问题展开了讨论与交流。
撰稿：汪致庸
拍摄：孙德利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