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13日下午，科学史系举办了清华科史哲讲座第66讲，邀请主讲人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绪山教授，讲座主题为重审“李约瑟难题”。讲座由科学史系蒋澈副教授主持，校内外的三十余位师生线下参加了讲座。
讲座起始，蒋澈老师介绍了张教授学术经历，张绪山老师现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清华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人文学科）委员，北京大学历史系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南开大学东欧-拜占庭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张老师在1991-1998年留学西方科学的发源地希腊，先后就读于萨洛尼卡亚里士多德大学和艾奥尼纳大学，1998年获博士学位。2007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24年获中国翻译协会“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研究领域涉及欧洲中古史、拜占庭史、中西交流史等。
张老师老师首先就李约瑟难题进行了阐释。“李约瑟难题”的经典表述是：“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把人类的自然知识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中国文明要比西方文明有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产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 张老师认为，李约瑟难题在存在三个方面的有效性不足。
第一，公元1-15世纪之间东西方文明成果的对比是否合适？近代西方科学的勃兴，并不是以这个时期的文明成果为前提。张老师列出了诸多证据，证明近代科学的兴起，是以公元前6-2世纪古希腊学术为根基的。古代世界轴心文明时代的希腊文明遗产，才是近代科学兴起的必要条件之一。因此，拿1-15世纪作为比较的时间段，本来就和李约瑟问题没有什么相关性，可以称为“时代错置”。
第二，如何认识公元1-15世纪的中国文明？张老师总结道，此时的中国文明成果，多集中在农学，医药，兵法，历算方面，都属于技术发明，而不是科学。技术发明的优势，并不一定能促进科学的诞生。我国古贤哲不以追求普遍规则(规律)见长。中国古人对技术的追求并不以自然哲学理论思维为前提，古代文明成果可谓众多，但多为实用的技术性发明，而很少是成系统的形而上的逻辑理论体系的发明。我们的哲学中心是伦理，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无西欧的哲学。一般言之，我们民族传统是偏重实用的。
第三，否定的普遍性的历史事实能否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历史研究以过去发生的历史事实为对象，研究没有成为历史事实的“否定性”问题是不符合历史研究原则的。近代科学在西欧的勃兴是一种特殊性，而世界其他文明没有独立地发展出近代科学更是一种普遍性。探讨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文明“何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这样的普遍的“否定性”问题，可以得出无数貌似合理的解答，但难得正鹄。因此，李约瑟难题本身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效的学术性问题，与其研究科学为何未产生于中国，不如解答“近代科学为何在欧洲产生”，毕竟近代科学在欧洲产生是一个已有的具备特殊性的历史事实。
在讲座的后半段，张老师就西方近代科学产生的条件进行了分析。近代科学的两个最大特点是用数学语言表述自然假说和用实验来验证假说，这两点分别由古希腊哲学家们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的由实验找出因果性的思想方法所提供。以前较为忽视的经院哲学，对科学产生重要影响。近代科学对自然规律的信仰，并不直接源自古希腊自然秩序观，而是来自经院哲学的基督教信仰所主张的“上帝为宇宙设定秩序”的思想。近代以来诸多大哲如笛卡尔、伽利略、牛顿等，无不有坚定的神学信仰；同时，经院哲学对逻辑的重视复兴了古希腊的数学逻辑传统，强调理性与信仰的分离为试验研究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近代早期的“科学家”们都受到经院哲学思维方法的训练，他们与教会的冲突，是基督教内部的冲突，是研究《圣经》旧传统与研究上帝造物新理念之间的冲突。近代初期欧洲的社会环境，大不同于其他文明。大学的兴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造就了人们对旧宗教权威的不信任；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发展，促生了对科学的需求；理论研究团体和工匠技术逐渐结合等。
比较之下，古代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维下自然客体观念的缺失，人伦中心主义的支配地位，高度发达的实用主义思维，造就了系统逻辑体系的不发达；中国传统农本社会固有的生产简单性，不存在促进近代科学勃兴的动力。传统士农工商社会结构下，中国的士大夫阶层被吸纳进官僚体系，偏离了自然研究的轨道；农民局限于简单的农业实践，只能创造简单实用技术与经验；重农抑商使手工业者与商人只能投资土地与官场。在传统社会中，自然研究被视为“不务正业”，其研究是个体事业，不能形成团体协作和知识传承，甚至成果都难以留存。传统中国社会造就的大量技术成果和少数“科学成果”，服务于农本社会，其水平达到了农本社会的最高水平，但与农本社会相适应，不足以促成近代科学的产生。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展开讨论热烈，踊跃提问。这些问题中包括“如何看待中国的《墨经》中的科学？”、“如何理解‘古代科学’这个概念的含义？”、“古代中国的数理天文学算不算科学？”、“为何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希腊会产生如此不同的哲学或科学呢？”主讲人和各位老师就以上问题进行了认真而详细解答和交流。
最后，蒋澈老师代表科学史系向张老师赠送了科学史系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纪念礼物。
撰稿：孙逸凡
校审：张绪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