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史比较研究方法座谈会
2024年3月28日下午，为增进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合作与交流，对科学史领域的前沿与重大议题展开共同研究，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蒙民伟人文楼举办了“科技史比较研究方法圆桌讨论会”。本次座谈会由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Dagmar Schäfer）教授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共同召集，中国科学院大学特别研究助理孙萌萌、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晋世翔副教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郭津嵩助理教授、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博士后石榴，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王巍教授、孙承晟教授、蒋澈副教授、王哲然副教授、Alberto Bardi副教授、刘年凯助理教授、鲁博林助理教授、刘骁助理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严弼宸，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副研究员等学者，以及来自北京各高校的三十余位师生就“科学史的比较方法”这一议题进行座谈。
吴国盛教授（右）和薛凤教授（左）
吴国盛对与谈的嘉宾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代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向薛凤教授赠送了礼物。他希望本次座谈成为促进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和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及科学史学界未来更多高层次交流互动的起点。吴国盛指出方法论演进及编史学对于科学史突破性研究是重要的，薛凤教授开创的新的史识眼光有无穷的空间和潜力，祝愿本次座谈取得丰硕的成果。
薛凤教授
薛凤谈到本次讨论的议题是她未来可能会开展的新研究项目，即在科学技术史等历史科学中，为什么以及如何比较历史思想，历史与当代、同一时期的历史以及国家之间的科学技术水平变革有哪些比较的方法。随后与会老师们介绍了自己在研究中可能涉及的比较研究方法。
座谈会现场
座谈会现场
郭津嵩谈到对薛凤老师此前在北大演讲时提出的两个问题的理解。首先，现有比较研究基本上是同一个时段不同文化之间的比较，其背后隐含的假设类似于社会发展阶段论，其含义是不同国家经过的发展路径是相似的，或者必须放进相同的时间结构进行衡量，但这否定了各个文明所走道路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其次，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去称呼研究的对象？在一个文化中对知识的命名是一种很强的权利，往往决定了知识的归属，并可能将知识的所有权从研究对象那里被剥离。历史学家应该对此有所自觉。他进而说，近来兴起的“知识史”，强调过去划定为“科学”的知识和其他知识之间的交流，而放弃划定科学边界的努力。科学史的研究不只是写给那些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而对于我们理解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面貌都是很有用的。西方知识史的新研究突破人文学史和科学史的疆界，这对于改变我们对中国古代人文、“科学”和其他知识的关系的刻板认识、突破过去中国古代研究的一些提问方式，很有好处。知识史重新看待界定工艺传统和书面知识之间的关系，同样可以推动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反思。
王巍引用剑桥大学科史哲系主任张夏硕的“补充科学”概念，科学不断进步过程中存在“库恩损失”，常规科学家不会去关注例如燃素这样过时的理论，但是科学史家或者科学哲学家可以做这方面研究，过早放弃是一种遗憾。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多元主义成为主流。例如中医研究的两种态度，一种是科学主义，主张中医科学化；另外一种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医作为独立的文化。采用张夏硕的理念去理解中医研究，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整理中医，就像青蒿素的发现对医学研究很帮助一样，中国科学史研究有可能重拾那些“库恩损失”的科学。此外关于类比和比较，王巍认为类比是一种个别到个别的归纳；比较方法则类似穆勒五法中的“求同法”与“求异法”，通过比较相同或不同之处，来寻找背后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归纳方法。
孙承晟以17-18世纪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然哲学为例分享了对比较的看法。他曾对欧洲中世纪晚期宇宙论与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四元素说与五行说、地圆说与地平说、中西方对各种自然现象的不同解释进行了比较，进而揭示了明清之际传教士在翻译西方自然哲学的过程中所作的变通与调适，中国士人则在在误解或变形的基础上将西方的一些理论嫁接到传统的自然观之中。事实上，当时的传教士和中国士人就对双方的不同学说和理论进行了各种比较，这是一个既有比较又有交流的实践过程。比较不仅是现实中常用的方法，也是历史研究中很好的分析工具。对自我的认识往往是通过与他者的比较而形成的。正如一句谚语所说“万物皆可比较”，比较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科学、哲学、文学、历史、艺术、人类学、社会学等等，科学史中的比较则有我们熟知的李约瑟、席文、劳埃德等大家。但是，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我们也应该考虑：哪些案例是可以选择用来比较的，在多大程度上比较是有效的，我们能从比较中学到什么。比较研究通常与作者的预设有关，往往是将“不知名的”与“知名的”、“落后的”与“先进的”、“地方性的”与“普遍性的”进行比较。因此，如何避免比较中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相对平等的比较是我们应该反思的问题。非共时性的比较无疑为此提供一个很好的进路。
蒋澈从两个史学趋势来开始讨论。第一，“全球文艺复兴”“全球中世纪”“全球古代晚期”等全球史概念正在得到认真界定。而在试图刻画前现代的全球性时，史学家常常诉诸于比较方法。这种比较方法本质上仍是共时的。第二，“长十八世纪”“长十四世纪”等概念也被广泛讨论，似乎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以世纪划分的旧分期法。非共时的历史比较，当能在编史学上起到突破的作用。但是否某种普遍的断代在做比较研究时应当完全放弃呢？蒋澈认为，某种意义上的断代可能仍会带来一定好处，特别是可为具体领域的研究提供某种尺度感，帮助提出一些研究问题。蒋澈以自身的研究领域博物学史为例，谈及了断代问题的可能应用。蒋澈正在以“博物学史”课程讲义为基础，写作一部关于中国和西方前现代博物学文本传统的通览性教材，其中，语文学（philology）的历史是重要的考察角度。在讨论有关问题时，“前现代”仍然可能是有用的历史断代，但蒋澈认为，鉴于“现代性”的反题并不是单一的，“前现代”的意义注定是复多的，它需要得到进一步的界定才会有意义。蒋澈主张“中世纪”仍是一个可用的分析工具，在做中西比较时，可尝试把“中世纪”界定为“后古典的前现代性”，并以此为基础，考察东西方对“古典”自然物知识的不同反应。在细分出不同的博物学文本传统后，在每条传统的内部，东西方博物学文本的非共时比较是可行的，也应当允许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下进行考察。这样，对东西方科学的全球史考察，可不囿于“全球文艺复兴”等严重依赖特定年代的史学概念，而可进一步考虑“全球性的博学经验主义（learned empiricism）”等研究议题。
晋世翔的发言围绕历史知识论的理论发展展开。他将刚才郭老师提到的目的论为导向的“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追溯到康德哲学。康德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以及《判断力批判》中建立的进步式历史哲学影响深远。通过黑格尔，普遍历史进入到政治经济发展叙事中。与这个传统相应，思想史特别是科学思想史研究的目的论叙事的直接先驱是新康德主义者卡西尔。1910年代，卡西尔围绕自然数学化开展的相关研究，以及后来关于原始思维、抽象符号的研究，借助人类学方法，勾勒了一幅人类知识进化的画卷。该画卷描绘了原始思维向着高阶的符号逻辑、形式逻辑的发展之旅。可以说，柯瓦雷也是在这个思路下开展科学思想史研究的。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它们都是新康德主义哲学的某个变种。
1960年代前后，巴黎第一大学科学技术研究所流行的历史知识论则是在全面审视上述新康德主义思想史目的论叙事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其中一个标志性的转折事件是：1929年刚完成《存在与时间》不久的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在达沃斯的重要辩论。这次论辩扭转了将知识仅仅被定义为抽象数理科学认知的惯常做法，新康德主义的认识论思想史风格被一种强调此在生存的知识实践所替代。被康德以“先验分析论”之名义取缔的存在论，以“此在生存分析”的全新面貌进入到知识生产之中。海德格尔代表的现象学资源和法国本土的柏格森主义逐渐互动，促进了历史知识论研究方法的塑形。严格来讲，历史知识论不仅将关注重点放在知识对象和认知方式上面，更为重要的是，历史是在“存在论”层面得到界定的。历史与时间具体表达为此在的生存、生命的绵延，及其通过内在时间的持留在技术物中的沉淀。
1970年代，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学》对巴什拉、康吉莱姆以降的历史知识论做过一次重要的总结。其中的两点与薛凤老师周一在北京大学的报告很有呼应。第一，关于薛凤老师提到的“在进行比较时必须小心谨慎，在一个由知识驱动的世界中，要停止将知识形式多元化”。其实，之所以强调、勾勒“多元化的知识”，然后再进行共时性比较，主要还是以近代科学确立的“普遍知识”标准而言的。所谓多元知识的提法本身也只不过是前者的一个镜像。走出普遍历史、新康德主义思想史叙事后，知识应该是单义的，是在唯一的意义上言说的，是生命与生存的一部分。用康吉莱姆的话来讲，“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概括活动”。第二，关于“比较的参照点，是由我们设定的问题决定的”。晋世翔认为，这一点尤其重要，可以与历史知识论传统中强调的“复现的历史”对照理解。康吉莱姆等人深刻地推进了尼采关于“批判的历史”的观点，将历史研究与当下的问题意识密切关联。当然，这种对当下的关注，并非辉格式、目的论式的，而是为了突破当下思维的固有成见、向新维度的敞开提供可能，才对过去进行比较、评判与裁定。所以在这一点上，“非共时性比较”，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非常必要的。
鲁博林从他去年在纽约大学古代世界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the Ancient World）期间从事的比较研究具体实践出发，提出了“比较作为反思”的基本论点。他首先介绍了自己正在从事的研究，即在司马迁《天官书》与托勒密《占星四书》中的星占地理学之间进行比较。两者从成书年代上相隔了三个世纪，似乎并不属于同一时段。但比较之所以可能，是基于两者在各自文化和知识传统中可类比的创始者地位和影响力。以这种可类比性或相似性作为基础，比较得以展开。但仅此并不足以为整个研究的合法性背书。真正促使他着手开展这项研究的，是他在接触到托勒密的星占地理学思想之后所产生了“反观”（reflection）自身文化中类似早期地理思想和空间秩序的冲动。换句话说，正因为了解到了中西古代文化中对待自身的前科学思想的类同和差异，因此以之为样本，探索两种文化中地理空间差异乃至世界观建构的不同路径和思想演进过程，对自身文化中一些习以为常的、隐而不显的、僵化的观念遗存进行反思和重构，才具有了鲜明的科学思想史意义。从这一例子中他总结说，至少就他本身的研究经历而言，比较就意味着反思，也唯有反思才能让人更加关注比较之中的微妙差异，而非沦为简单的求同存异、六经注我或名为比较（comparison）实为类比（analogy）的自我印证。
Alberto Bardi回顾了他在2021年发表的文章，分享了他在比较方法论方面的经验。在这篇文章中，天文争议被放在了2世纪亚历山大、9世纪巴格达和14世纪拜占庭之间的比较中。
严弼宸首先分享了一个有关传播的案例，涉及到明代晚期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翻译的《坤舆格致》。这部作品源自16世纪中叶矿物学之父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目的是向崇祯皇帝介绍欧洲的矿业知识以扩充财政。这个案例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为西方矿物理论和中国传统宇宙观之间的交流提供了契机。《坤舆格致》的知识来源丰富多样，不仅包括阿格里科拉的解释，还涉及到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矿物理论、炼金术的汞硫理论以及中世纪盛期经院学者大阿尔伯特的解释。这种选择和表达方式反映了特定知识的历史生成机制，体现了西方知识的流变过程。同样地，中国传统对矿物的认识也是多元的，涵盖了气论、儒家经典中的笼统解释以及明代晚期宋应星的具体解释等。这些知识虽然彼此相关，但并不完全相同，反映了中国传统知识的多样性和历史发展脉络。中西方这两个各有其历史的矿物知识集合，通过《坤舆格致》这个翻译事件而相遇。这就为一种非共时性的比较提供了契机。严弼宸希望这个研究可以真正做好一种非共时的比较，把中西方各自的历史脉络都考虑进来。
这种非共时比较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基于历史认识论的比较，由此严弼宸进一步提出了对比较方法的反思。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种共时性比较往往预设一个单一目的论的普遍历史，但当这个历史被分裂破碎后，历史学家是否只能对碎片进行描述，而基于相似性或同一性的比较是否变得不再可能。薛凤老师此前曾经认为，尽管存在碎片化的趋势，但比较方法同时具有生成的趋势，这并不意味着要创造新的目的论来取代过去的标准。严弼宸认为，一种非共时的比较可以在短尺度中突出多元而具体的目的，它们并不是单一目的论的替代物。借用晋世翔老师此前所说，需要在存在论意义上去理解差异和比较。因此，一种对于差异和比较的历史书写本身也在塑造着存在的境遇，而这是历史学家的共同使命。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何以薛凤老师在此前的讲座中特别强调历史学家对当下政治的参与。历史学家的历史撰写在不断消解着那些已被凝固的名，而创造出新的作为临时标签的名。这些标签并非普遍绝对的名，而是在一定尺度内具有短程有序的多元目的。或许一种非共时的比较研究，就旨在通过这些临时标签，使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个看似碎片化的世界。
王哲然的发言提供了一项中世纪技术史跨区域比较的案例：对比11世纪中国的《新仪象法要》与12世纪伊斯兰学者加扎利的《精巧机械装置的知识之书》，可以看到不同文明在描述和绘制机械结构时的差异，进而为相关的复原研究提供思路。
孙萌萌主持的马普伙伴小组探讨的是明清宇宙论知识的日常实践，其中一个想法是对比精英知识和日常实践的知识。在前面的讨论中，几位老师已经提到“比较”经常与“类比”混淆，但它们完全不同。孙承晟和严弼宸刚刚都提到了传教士的翻译工作，传教士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词去翻译西方的概念，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知识“杂合体”。中国古代的另外一种情况，如薛凤教授在《工开万物》中阐述的宋应星用儒家关于“气”的认识去描述匠人的技术，认为工匠的工作也可以成为理解世界的一种路径。宋应星的工作也很像一种翻译，他用士人能够理解的语言讲述匠人的技术。无论传教士还是宋应星，他们的“翻译”活动都属于“类比”，即寻找相似性。她认为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也就是为了使文本获得读者的理解。孙萌萌建议在讨论比较的方法的时候，至少把中国古人如何做比较（或常常与之混淆的“类比”）纳入讨论的范围，思考古人的这种“比较”和我们今天的比较到底有什么区别。另外一个是时间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把“西方”的时间纳入对我们自己文化的理解，在这个基础上去讨论技术的变化和知识的积累，这是薛凤教授提出比较问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如果我们只研究中国古代，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呢？地方知识的多样化跟立足于整个国家的宇宙论是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用“晚期帝制中国”这样一个概念，强调知识和技术的演进可能并不是由朝代的更替决定的，而是由地方的农民、工匠或各种各样身份的人，在生活当中形成的所谓“生存的知识”决定的。今天的讨论也引发了对“区分所谓的精英的或非精英的知识”的反思，因为这种区分本身或许反而加强了已有的对知识等级的偏见。
刘年凯首先以地质学中的古气候研究为例，说明“共时比较”和“非共时比较”均为该领域中的常用方法。之后，他介绍了自己的两个研究方向“科学博物馆学”和“近现代科学仪器史”，并分别以一项正在进行的研究为例说明对“比较”问题的看法。他提到李约瑟曾参观过1944年重庆工矿产品展览会，并在Nature发文将该展览会与英国的南肯辛顿博物馆作比较，而如今我们可以将这次展览会纳入中国的科学博物馆历史脉络，与西方的传统做对比。在另外一个例子中，刘年凯提到1901年的上海科学仪器馆的经营产品类别与18世纪伦敦的科学仪器类别也有较大差别，以此说明在比较中可以看到共通性和独特性。刘年凯认为对近现代科技史研究而言，“非共时比较”是不可缺少的一种方法，但需要考虑到差异背后的地区独特性。
刘文楠表示薛凤老师提出的异步时间性的比较让她想到历史社会学中的比较方法，但历史社会学的比较会有一个相对明确的研究问题，比如“资本主义的源起”。所以，在历史社会学里，比较作为一种分析方法，选择比较的对象、选择同步或者异步时间性，往往是由研究问题来决定。那么在科学史研究中提出比较研究的方法，是希望解决什么样的问题，以什么标准来选择比较的参考点呢？交流过程中薛凤提出，当科学史学家有突出的问题，就会做比较，比如研究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会比较中国、印度等国家，但存在的问题是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资本主义，因此部分研究还存在比较研究范围局限性的问题。尽管如此，比较研究方法仍是可取的，并且要考虑什么样的比较是合格的，以及如何在不同时期进行比较。我们需要更具冒险意识，同时具有批判性。99%的研究都是同步时间比较，但没有辩证为什么要这样做，历史学家有很大责任，这是一种知识的限定。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西方谈论异步时间性的原因。以地区景观为例，景观如何变化的时间性在12世纪和15世纪可能是相似的，但在16世纪之后，出于气候变化等原因，历史可能越来越复杂，异步性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我们需要准确处理复杂的历史和它的变化。另外关于历史领域如何定义被比较的对象，历史学家需要判断比较的样本量是否正确，以及研究的问题是什么和要考虑的因素有哪些。史学可以追溯到的科学里系统化和准确地进行研究。异步时间性的比较方法是一种挑战和突破，值得尝试。
沈宇斌表示，为什么历史学家不去做非共时性的讨论，原因是19世纪之后的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规范束缚，与西方的启蒙时代建立起来的概念方法有关联，因此共识性的历史比较成为主导，我们需要反思学科背后西方中心论的影响，使非共时性的研究成为新的修正，反思历史学科存在的本质性的目的论的问题。19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关心的主要大问题是现代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现代科学的兴起，所以比较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通过非共时性研究，可以推动改变这样的预设，并成为未来新的研究方向的可能性。沈宇斌以全球科学史为例，是以现代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参照系数，探索人类历史全球史或现代史，这是一种预设，这里存在的质疑是，当把全球现代定义在1350年左右小冰期的开始，到1900年结束，因为1350年是欧洲文艺复兴，同时黑死病结束之后，各个不同的区域开始恢复，因此可以作为一个全球的现代史的起点，但是这是从限制参照物重新架构出来的现代的起点，因为小冰期和黑子病没有影响到整个世界，所以以此定义现代存在疑问，是需要反思的。另外非共时研究需要合作性，每一个个体的历史学家或者是人文社会科学家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我们的研究局限在一个时段或者领域里面，因此需要一个合作的计划，本次座谈是一个契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有一个比较全球的历史学研究方向分布，可以借此机会共同展开非共时性的研究。文艺复兴时代对古希腊的文本翻译是一个例子，再看伊斯兰的翻译和明清的传教士的翻译，而后是19世纪中国第二次西学东渐，一直延续到我们现在，比如张卜天老师做了一套译丛系列，这些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情境下，在中西不同文明交流过程中，可以做一个比较。当突破以往的被现代科学学术规范的限定，有很多议题可以尝试和合作。
石榴提出，艺术史在用的一个方法是跨文化艺术研究，主要是从物品出发，观察它们在流动传播过程中的联系和转化，在此过程中会发现很多的现象都是全球性的。她提问强调区域之间的比较，是否会只强调不同区域之间的本质性差异，而忽略了区域之间的相似性和交流？例如意大利的纺织业在14世纪迅速崛起，受到了来自东方的很多影响，如果我们去比较它和唐代的纺织业，是不是就会忽略它们与其他地区的联系与交流。另外一个问题是非共时性比较是不是意味着在历史比较中时间的要素不再重要。关于第一个问题，薛凤认为传播的问题很重要，物品、文本和知识的传播是存在的，但是在传播发生之后，对于接受者而言它变成了一个新的东西，重要的是接受者如何对待新的事物而非他们来自哪里。关于时间要素，薛凤表示非共性性比较中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而问题是最重要的，这个是最基本的分析方法，并需要考虑地区的相似和区别，社会及经济的相似性和差别，以及比较不同的时期的人如何看待自己。
合影
在随后的讨论中老师们对“比较可能加强偏见”“是否有纯粹平等的比较”“比较中的反思和批判”“地方时间性”等话题进行了探讨。薛凤表示比较在历史学中是一种有益的分析方法工具，并希望在未来与更多的历史学者对话，一起探索历史学家为什么使用比较方法，比较的主体是什么，通过比较能获得什么，以及比较来自于怎么样的分析方法。这一课题有助于历史家建立自信，历史学家是时间的守护者，但也让我们随时准备迎接另一场变革。本次座谈在热烈的交流氛围中圆满结束。
整理：张恩硕
审核：沈宇斌、蒋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