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28日系学术例会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刘任翔主讲，题目为“数学化是否是技术化？——再论伽利略望远镜的‘透明性’问题”。
刘任翔主讲
首先，刘任翔介绍了胡塞尔对于伽利略的批评。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中，胡塞尔讨论了伽利略与自然的数学化问题。伽利略将几何学方法运用于自然，发展出了一套新的知觉和真理模型，但几何学方法事实上只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伽利略遗忘了它的意义来源，由此导向了两个世界——即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分离。刘任翔指出，最好将“生活世界”理解为一种视野，包含在直观层面直接与我有关的事物组成的世界，是有限的；相反，“科学世界”是通过数学而原则上可以无限延展的。胡塞尔认为，对于自然的数学化是一种技术化，但并不彻底，因为对自然进行数学化的缘由并非是数学的，相反，就伽利略一事而言，对自然数学化的动机来源于认识自然的渴求，这种目的不属于数学系统。但是数学只能研究单个的事物，而把单个的事物们加在一起并不能组成一个“世界”，相反，“世界”概念先要求对世界有一种把握，然后再在其中发现单个的事物。那么，如果伽利略声称有一个“科学世界”的话，那它的世界性就不是数学的。胡塞尔突出“生活世界”这一概念并不是要提出一个与“科学世界”相竞争的世界，他只是要强调“科学世界”本身并不能提供世界性。
其次是伊德对于胡塞尔对伽利略的批评的批评。首先，伊德的基本立场是，胡塞尔在批评伽利略时完全没有考虑到当时的一些感知性技术如望远镜，才会在他所设定的“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之间制造断裂。相反，伊德认为，望远镜这种仪器拓展了人的感知边界，肉眼看到的和通过望远镜看到的是连续的，或者说，通过这类知觉仪器所通达的实在是连续的，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望远镜是“透明”的。
再次，刘任翔介绍他在2014年的文章中对伊德的反驳。伊德对望远镜的透明性的强调与胡塞尔对伽利略的批评是无关的。胡塞尔并没有批评伽利略对望远镜的透明性有过强的信心，这无关于当时世界观的变革。重点在于，伽利略声称只有通过望远镜看到的现象才是唯一的实在，因为望远镜所依赖的是几何光学或者说数学。望远镜所通达的“科学世界”是排它的，将通过身体知觉贬为幻象，使前科学的世界变得过时并最终取代它。
华东师大的戴宇辰老师在他今年的文章“作为历史认识论转换枢纽的媒介——伽利略的望远镜与媒介‘透明性’”中同样讨论了伽利略望远镜问题。刘任翔认为，戴宇辰在伊德的基础上又推进了一步。他不止是将望远镜作为一件孤立的感知仪器来考察，而当作是一整个技术或媒介系统的枢纽。这整个技术系统具有透明性，并且打开了一整个“科学世界”。一个媒介系统定义了“可见性”，最终作用于直接感官。并且，更重要的是，当出现一个新的媒介系统时，它会转变人们可能看见的东西，即定义新的“可见性”。戴宇辰和伽利略一样，也认为肉眼成为了一件仪器，这是因为肉眼本身也被纳入了媒介系统之中。所以，媒介系统首先划出了一个图示，而作为一件知觉仪器，望远镜或肉眼需要被置于已准备好的“坑”里。世界和可见性有关，可见性基于不同的媒介系统，因此，不同的媒介系统就可以打开不同的“世界”，这也就是说，“世界”是历史的。
刘任翔认为，戴宇辰已经超出了伽利略和伊德的科学史实在论立场，而戴宇辰主张的媒介系统是历史的，并且具有不可公度性。这便导向了一种基于媒介的相对主义，各个媒介系统之间是错位的、不可比较的。但是，科学实在论和媒介相对主义共享了一个前提，无论是肉眼、望远镜还是其它可能的知觉途径，都被作为仪器而置于同一平面，即任何的知觉途径都被敉平（leveling）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在不预设“直接”知觉的情况下，避免这种敉平呢？刘任翔强调，数学化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技术化，不是和其它各种技术一样的、置于同一片面的可选项，而是排它的。数学要求它所创造的“科学世界”的唯一真实，只有能被数学化的东西才是实在，这就造成了一种“存在论上的紧缩”（ontologically deflationary）
报告结束后，胡翌霖、Alberto Bardi、和吴国盛等几位老师作出了评论和建议，史艳飞和王子来等同学提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