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4日晚，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4讲在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在香港大学做博士后研究的陆伊骊博士，题目为“现代中国海洋生物学的历史——厦门和香港的对比”。
陆伊骊博士毕业于美国亚里桑纳大学，是中国近现代生命科学史领域的活跃青年研究者。在过去关于生物物理学史的研究中，陆伊骊博士回应了现代科学史的研究潮流：二十世纪科学史的研究已经不是名人名事，而是要研究群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科学共同体与军队的关系。在关于海洋生物学史的研究中，陆伊骊博士将要考察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海洋生物学的发展，特别关注美国的海洋生物实验室（MBL）对中国海洋生物学的影响。这项研究的对象集中于厦门、香港、青岛等地，并将重新思考生物学史中的陆/洋二分。
陆伊骊博士在讲座中
陆伊骊博士首先概览了中国海洋生物学发展的主要场所和时间点，指出了将研究定位于香港和厦门的理由：从史料上来看，E. Conklin 等先驱者首先设想在香港建立海洋生物调查站，而厦门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较早地建立了海洋生物实验室。尽管有时间发展和发展程度上的不同，厦门和香港仍有很多共同性：例如都曾经是受到殖民主义影响的城市，在二战期间曾被日军侵略，并在战后处于共产党与非共产党势力的对峙区，是可比较的研究对象。
随后，陆伊骊博士介绍了厦门海洋生物研究机构的建立与发展史。在国内，秉志等人首先倡导建立海滨生物实验所，提出的理由是对国家建设、实业与教育有利，发展的途径则是以意大利和美国海洋生物研究机构为模范，建立中国自己的相应实验所。祁天赐也曾建议厦门是理想的海洋生物学研究场所。这一点可能与当时厦门发现了文昌鱼渔场有关。这一发现在当时受到了国内外科学家及科学史家的关注。厦门大学建立的海洋生物实验室有很好的条件，其工作如准备生物材料——包括文昌鱼。文昌鱼是生物学实验的重要材料，在美国、德国都有专门的《文昌鱼歌》，经陈子英的影响，英文的《文昌鱼歌》也在厦门大学传唱。这种仪式上的迁移意味着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实验室在建制上效仿的是美国同行。厦门大学海洋生物学研究的成功，来源于在国家政策层面的影响、来自祁天赐和厦门大学的建制支持以及文昌鱼等物质条件。
然而，香港大学在这三个方面的条件都弱于厦门大学。在宏观层面上，香港最初是鸦片贸易的转口地和英国的殖民地，由于英国殖民官员没有长远的发展规划，加之商人群体的影响，香港有很强的实用主义传统。在建制层面，香港大学的生物学没有来自学校支持的良好物质条件，例如生物实验室所在的楼十分破旧，得到的拨款也很少。地方层面上，香港的医学研究传统强于生物学传统，洛克菲勒等人的资金资助几乎完全流向了医学院。
最后，陆伊骊博士做了三点总结：（1）海洋生物学的历史发展轨迹影响因素有宏观（国家）、中观（建制）和微观（地方）三个层次；（2）地域的划分应当明确，不应停留于“这一地区”等含混说法；（3）应当明确海洋生物学的学科地位。
陆伊骊博士与听众交流
陆伊骊博士的讲座结束后，与会听众及本系师生就海洋生物学学科各地传统的特点、当今香港海洋生物学研究发展情况、海洋生物学史研究中的编史思路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