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2日下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3讲在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由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California Stat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Pomona）历史系教授王作跃教授主讲，主题为“科学史家与公共政策：历史、反思和共识”。
王作跃教授首先提到了科学史家内奥米·奥利斯克斯（Naomi Oreskes）所写的《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一书对于公众的影响，提出了科学史家与公共政策关系这一主题。王作跃教授讲座的核心问题是：科学史的学术理路要求对辉格史观和“现在主义”（presentism）有所警惕，科学史家不应用当下价值观来判断、研究科学史，那么，科学史家是否应当参与社会的公共政策讨论呢？这种参与应当如何体现，历史上的经验、反思又是怎样的？
王作跃教授
王作跃教授回顾了自己的治学经历——王教授在国内受教于积极参与了科技政策讨论的许良英先生，在美国又深入研究了美国科技政策的历史，王教授对于中美科技政策史的研究与现实的政策制订产生了诸多交集。王作跃教授现在正在进行一项有关中美科学家的研究，这一研究的旨趣和目的也在于深入理解中美两国的科学事业，同时帮助制定美国的国内和国际科学政策，为中美两国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活动提供来自历史的资源，围绕这些主题的公众和媒体活动也已经取得了可观的影响。从王作跃教授的教学经历来看，科学史教育可以让各专业背景的学生——也即未来的公众——建立有深度的科学观。
王作跃教授与内奥米·奥利斯克斯的研究指出，政策上的决策总是通过修辞、类比而与历史交缠在一起的，科学史家的作用往往并不是对具体的政策作出修正，而是通过澄清观念，让政策制定者看到现实问题背后的更广背景和语境。但科学史家参与科技政策讨论时，应当注意参与多种媒体，侧重清晰性而非细节，明确意识到具体阶段的特点，并捍卫科学免于政治上的攻击。
2011年，王作跃教授曾向国际科学史家做了一项主题为“科学史家与公共政策”的调查。大多数科学史家认为，科学史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是必要的，同时这也是困难的任务。大多数科学史家支持方法论上的多元性，也并不认为“现在主义”是成问题的。王作跃教授随后举出了若干科学史家参与政策问题讨论的例子——内奥米·奥利斯克斯与气候变化、詹姆斯·弗莱明（James Fleming）与气候控制、珍·迈恩沙恩（Jane Maienschein）与胚胎学和干细胞、许良英与董光璧与中国科技政策等等。另一种科学史家参与科技政策讨论的途径是机构史（institutional history），还有很多科学史家的著述影响到公众的科学观。这种参与的有效性虽然很难判断，但对政策转变或修辞有确实的影响。
关于“现在主义”，弗莱明等科学史家认为应当意识到“现在主义”的问题，但不应有所畏惧，投身于现实议题是科学史家的有意识选择，而非无意识的错误。科学史家在公共政策讨论中的“现在主义”并非“方法论上的现在主义”（methodological presentism），而是“动机上的现在主义”（motivational presentism）。
在讲座的最后，王作跃教授总结道，科学史家参与公共政策讨论的必要日益凸显，科学史家应当有意识地参与其中，同时也应注意到这种参与对科学史共同体的可能影响。
刘钝教授主持讲座
王作跃教授的讲座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兴趣，与会学者、师生就与本主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同王作跃教授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