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周三）9:00科学史系召开第208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哲学系博士后严弼宸老师和科学史系23级硕士生张宸同学。
严弼宸报告的题目是“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法国风格”。他首先介绍了《清华科史哲·第二辑》中的“纪念柯瓦雷逝世60周年”专栏，其中包含清华科学史系蒋澈副教授和博士生黄河云撰写的两篇论文，以及黄河云翻译的一篇译文。严弼宸认为，其中第三篇译文，即巴西科学史家萨洛蒙（Marlon Salomon）2023年发表的“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来源”（后简称“来源”），代表了一种理解柯瓦雷的新颖视角。他的此次报告将从理解这篇文章的新颖性入手，进一步澄清柯瓦雷的法国知识论风格，并通过回顾柯瓦雷在中国的引介和传播历程，为在我们的当下重新激活柯瓦雷在科学史领域的遗产提出一种可能。
严弼宸认为，“来源”一文有三个值得注意的要点，它们都彰显了这篇文章尝试从法国知识论的角度重新理解柯瓦雷的用意。
首先是文章所要澄清的柯瓦雷科学思想史的origins，并非“起源”而是“来源”或“缘起”，相应地，该文的标题应被译成“来源”而非“起源”。正如萨洛蒙所指明的，他要界定的origins，是在“（柯瓦雷）以科学革命概念著称的理论构造中起作用的是什么”。而他最终找到的“来源”，是1930年代的科学动荡，以及由此引发的知识论和哲学讨论。换言之，是对哲学在知识变革时代所起作用的思考，促使柯瓦雷发起“以科学革命概念著称的理论构造”。追寻这种“起作用”因素的活动，并不是回溯位于更早先时间的所考察对象的同一者，后者是“起源”一词的含义。福柯在《尼采·谱系学·历史》一文中着重分辨了“起源”与“来源”的差别，并将谱系学的任务界定为清理来源，它“在某个特征或某个概念的独特角度下，重新找到种种事件的繁衍，正是通过这些事件，这些特征或概念才得以形成”。因此，萨洛蒙此文更接近于福柯意义的谱系学工作，而不是回溯“起源”的观念史工作，后者更适用于概括《清华科史哲·第二辑》“柯瓦雷专栏”的前两篇论文。
其次，“来源”一文显著地区分了理解柯瓦雷工作的“美国模式”和“法国模式”。要言之，“美国模式”代表一种流行于二战后北美学界的纯粹历史学理解进路，它遗忘了柯瓦雷思想史工作欲要回应当下时代的科学危机与知识断裂的哲学背景与目标，仅仅将之视为一种能够对抗外在论编史纲领的方法论工具。而萨洛蒙试图恢复的正是这个被遗忘的哲学背景与目标，它是柯瓦雷在1930年代形成科学思想史研究进路的原初语境，并且它与当时法国思想界的知识论氛围密不可分——只有在这一氛围中，科学危机问题及其所隐含的理性主义哲学和知识论问题才被转化为历史问题。
第三点，既是上述”法国知识论氛围“的内核，也是“来源”一文所要澄清的新颖视角的关键，即引导柯瓦雷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英雄人物“们展开思想史研究的最强烈动机，是理性及其历史在当下的现实性，而不是“回到历史本身”的历史性。柯瓦雷在笛卡尔等人那里看到了理性通过自我变革以应对知识断裂和危机的功能，这一点体现在笛卡尔于17世纪末的思想断裂时期提出“方法”和创立一门新“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努力中，也启发了柯瓦雷以激活理性自身历史的方式，在20世纪初的思想断裂时期重新整合哲学与科学之关系的抱负。历史不再仅仅是一个可以出于哲学思辨的目的提供材料和获取实例的领域，而是理性得以在其中不断体现自身的领域。“科学革命”也不再是仅仅是一个界定和描述过往时段的历史范畴，而是通过激发理性的自我变革功能而对当下思想危机的哲学回应。
以上三个要点使一个基本的疑难凸显出来，即如何理解柯瓦雷自己经常宣称的，科学思想史“旨在把握科学思想在其创造性活动的过程本身中的历程“。如果柯瓦雷对17世纪科学革命的思想史研究，是被应对20世纪思想断裂的哲学抱负所激发，那应该如何理解今天已被视为科学思想史纲领宣言的这样一种说法，“把所研究的著作置于其思想和精神氛围之中，并依据其作者的思维方式和好恶偏向去解释它们”。因为，“来源”一文恰恰表明，柯瓦雷历史观的形成，并不源自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严格区分，而是源自过去与当下的接近。柯瓦雷的思想史工作，究竟是一种“当下的历史”，还是“回到历史本身”的纯粹历史，这就是“来源”一文所能呈现的基本问题，它松动了我们对科学思想史的通常理解，并呼唤对柯瓦雷进行一种新的脉络化。
接下来，严弼宸从几个不同的角度，尝试展现以法国知识论的风格重新理解柯瓦雷的可能性。这包括从1951年发生的几个历史事件（柯瓦雷申请法兰西学院科学思想史教席失败；巴什拉发表“科学史的现实性”演说；柯瓦雷被选为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员），解释柯瓦雷的研究取向在二战后的变化，并将之与法国知识论学者群体的形成建立关联；1960年代以来新的法国知识论群体内部将柯瓦雷定位于自身理论脉络中的尝试，通过这种重新脉络化，康吉莱姆试图超越以内史/外史二元对立结构为特征的英美主流科学史路径；1970年代以来柯瓦雷在巴西的两种不同的传播路径，这代表了理解柯瓦雷的哲学语境与建制化的科学史学科语境的日益鲜明的鸿沟；2014年至今国际科学史界出版的三本与柯瓦雷相关的文集，从中可以看到一种趋势，即“从更广泛的国际视角重新审视柯瓦雷的作品”，“为重新评估他的影响铺平道路”，从而更好地应对“科学史两个对立传统之间的裂痕”——恢复柯瓦雷的法国知识论风格就是该重估努力的一部分。
最后，严弼宸尝试将“重估柯瓦雷”的努力与中国科学史学科的当下建立起关联，他的方式同样是基于历史的。通过回顾1980年代晚期以来中国思想界的背景，严弼宸梳理出柯瓦雷进入中国科学史界的两条相互交叉但各有侧重的路径。第一条路径源自自然辩证法辩论背景下出现的将哲学和科学规范之争纳入历史中考察的倾向，第二条路径则是源于中国的科学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对科学编史学理论的内在需要。两条路径的标志性成果分别是1994年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思想史指南》和1996年刘兵的《克里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尽管这两条路径在最初有着不同的理论关切，柯瓦雷在两种理解中的地位也不尽相同，但二者共同促成了对科学史发展历程和编史方法演变的同一种理解——一种由库恩、萨克雷等美国科学史家提供的主流理解，柯瓦雷在其中扮演了内史/外史二元结构中内在论纲领旗手的角色，而1930年代以后欧洲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情况在此种理解中基本缺席了。
严弼宸强调，柯瓦雷进入中国的两条路径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对柯瓦雷及科学史的理解方式，并不仅仅停留于几个关键人物的脑海中，在90年代至今的30多年里，理解不断进行着实体化。这种实体化体现在吴国盛和刘兵各自培养的学生、二者各自服务乃至创建的机构，以及“科学源流译丛”、“科学史译丛”、《科学编史学新论》等诸多形式的“成果”之中。2020年，基于各种事件和偶然，这两条路径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相遇，随之而来的则是围绕着柯瓦雷的“认识论断裂”——在一种理解中，柯瓦雷的思想史纲领依然是学术训练和规范的基础，而在另一种理解中，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新编史倾向完成对内史/外史二分的超越，柯瓦雷已经边缘化了。因此，围绕着柯瓦雷这个科学史学科的关键人物，应对“科学史两个对立传统之间的裂痕”不仅是国际科学史界的眼前任务，也已经是中国科学史学科无可避免的挑战，这一挑战尤为切近地显现于“我们的当下”。
严弼宸总结道，未来柯瓦雷研究的可能途径，同时也是真正超越两个对立传统的可能途径，在于理解柯瓦雷的跨学科属性和丰富面貌，重返他尚未被标签化的原初语境，重新激活柯瓦雷以应对新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揭示法国知识论风格的柯瓦雷并非要用一个标签替换另一个标签，而正是这种重新激活的工作。最后，他还对此次报告进行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反身性陈述。在他看来，这项关于“重估柯瓦雷”的研究，本身就是对法国风格的历史知识论的实践。历史在此不是已完成的客观书写对象，历史中的知识、使知识得以可能的诸事件，以及知识作为力量对当下的影响，均包含于这种书写之中。
报告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对报告内容展开了讨论。科学史系博士研究生曹康婵认为，该报告涉及的诸多概念和理解有失空泛，无从看到“底下的具体思想观念到底是什么”，建议在微观的思想层面继续澄清更多细节。继而，曹康婵对梅耶松和巴什拉的差异进行了几点补充，其要害在于，梅耶松最终导向一种超越于历史的底层认识论结构，而巴什拉拒绝谈论这种超历史的永恒结构。曹康婵倾向于认为，柯瓦雷更接近梅耶松而非巴什拉。严弼宸的回应是，他大致认可这种关于梅耶松和巴什拉差别的判断。他也部分赞同柯瓦雷更接近梅耶松而非巴什拉的理解，关于这一点，康吉莱姆在《科学史的对象》一文中就有所回应。在那里，康吉莱姆认为柯瓦雷看似更加注重理性功能的连续性，而巴什拉更关注认识论的断裂，二者之间似乎有所差距。但康吉莱姆指出这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二人所研究时段的影响，柯瓦雷研究的现代早期科学有更突出的连续性特征，而巴什拉关注的领域是牛顿之后的科学，在那里可以观察到更多的断裂。康吉莱姆认为，这种表面上的差距并不能说明柯瓦雷和巴什拉二者更基本的共同之处：首先是都把科学史视为知识论导向的历史，认为其核心任务是分析科学知识如何在断裂、重组、概念革新中生成；其次是都要基于当下的价值对过去的科学进行判断，从而区分废弃的知识和仍被认可的知识，而不是只写看似中立客观的成果编年史和人物传记。
科学史系博士研究生黄河云对报告内容进行了五点评议，其要点包括：1、柯瓦雷对历史的重视，不仅来自法国知识论的影响，其真正的起源应是早年在哥廷根求学期间对逻辑学史的兴趣；2、对柯瓦雷的法国模式的理解，国内学界并不完全陌生，1995年出版的《法国认识论》（记录者按：此处出版时间应为口误，让·伽永的《法国认识论》的法文原版出版于2006年，中译本是商务印书馆2011年引进的）就已专门讨论了柯瓦雷的工作；3、通过与“来源”一文作者萨洛蒙的电邮交流，确证了当下和现实性是此文的关键所在，也是萨洛蒙理解柯瓦雷工作的要点；4、用“实证主义纲领”“思想史纲领”和“社会史纲领”能够更高明地超越传统“内史/外史”的二分；5、介绍了巴西和国际科学史界柯瓦雷研究的近况。黄河云最后认为，蒋澈老师和他本人撰写的“柯瓦雷专栏”中的前两篇论文，代表了一种“质谱分析”式的研究方法，即通过思想分析，分解出柯瓦雷思想所包含的各种单元。而严弼宸的报告与萨洛蒙的工作，更像是一种“有机合成”式的研究，他们旨在通过不同物质的反应，合成出原本不存在，一些超出了柯瓦雷本身思想的新东西。严弼宸赞同黄河云最后进行的方法论区分，并指出早在1930年代，拉夫乔伊就已经使用了同样的化学类比来描述自己的观念史研究。黄河云在此处所讲的区别，也正是谱系学与观念史的区别。
吴国盛教授大致认可严弼宸对柯瓦雷引入中国的两条路径的历史重建。他认为在科学史学科建设的路线中，柯瓦雷最终难免会被边缘化，而将他置于哲学路线，他的思想影响力更不容易消失。如何在当代重新激活柯瓦雷的思想遗产是一个开放的问题，并且这更多地与研究者个人的哲学倾向有关。沈宇斌副教授认为，严弼宸介绍的几个个案研究，从50年代的法国到70年代的巴西，再到80年代至今的中国，都是在展现如何用历史知识论来研究柯瓦雷思想的发展脉络，因此这是一项富有启发性的对历史知识论的操演。
张宸同学以“法国短期访问交流分享”为题作报告。该报告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介绍短访前的准备工作，第二部分梳理了短访期间的调研工作。
张宸同学首先整理了一下整个短访工作的时间线，此次短访从2024年7月联系外方导师开始，到2025年6月初短访结束归国，前后持续了近一年。第一部分，短访所需要的重要文件包括了中外导师签字的双语研究计划、短访申请人道德简历、外语成绩和外方邀请函等。关于一些法国特有的情况，在报告中也被专门提及，比如说法国特有的国防安全官员审查等。接下来张宸同学介绍了此次短访联系的外方院校和导师。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人文社科学界久负盛名的法国高等院校，该校坐落在拉丁区的乌尔姆路两侧，以其小而精的学术享誉世界。此次联系的外方导师是巴黎高师历史学系主任斯特凡·范-达姆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17—19世纪的环境史和科学史，目前尤其是关注全球史和流动性的研究。
报告第二部分包括了此次调研的档案馆、博物馆和学校中的研讨会几小部分。此次短访主要调研的档案馆有法国科学院档案馆、法兰西学院马扎然图书馆、巴黎天文台图书馆和国立工业学院档案馆。这几个档案馆都有非常丰富的馆藏，尤其以法国科学院档案馆的馆藏帮助最大，这一家档案馆也是查阅最方便、目录最科学的。截止报告时间为止，该馆尚有大量文献未整理归档。一些非常有趣的档案剪影也在报告中被分享，例如莫佩尔蒂写给让·伯努利的亲笔信。博物馆的主要调研方向是测绘仪器，其中以法国国立工艺学院博物馆中的藏品最为丰富，包括有托瓦斯原器、六八分仪、象限仪、复测圆仪等。巴黎天文台博物馆和法国国家航海博物馆也出展了相当数量的类似仪器。此外，这次短访中，张宸同学介绍了参加的研讨会，尤其是关注另类全球化的工作坊和百科全书研究项目的每月研讨会。
最后，张宸同学介绍了此次访问期间所参观的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等的墓地，主要分布在法国先贤祠和拉雪兹神父公墓，包括但不限于伏尔泰、卢梭；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等。在报告结束之后的提问环节，鲁博林老师就讲座中分享的一条史料剪影，以大地测量的角度做出了提问。博士研究生曹康婵同学则对法国哲学界目前的学术前沿表现出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