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29日下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92讲在人文楼B206举办。本次讲座邀请到“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潘光哲教授作为主讲人。讲座主题是“怎样欢迎‘赛先生’：胡适与巴斯德”，以近代中国胡适对法国科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的阐释为中心，探讨了“赛先生”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主持。
作为前任殷海光基金会董事长，潘光哲教授简要回顾了清华校友殷海光、竺可桢，以及同时代张荫麟、张其昀等学者的治学生平，引入讲座主题。
潘教授提出，目前学界对胡适推动“赛先生”实践层面的工作研究不足。胡适在担任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中基会）秘书期间以及后续工作中，对现代科学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他对现代生活的体验和对世界格局的敏锐觉察，使之关注到了中国自维新变法以来的科学崇拜现象。潘教授认为，胡适称巴斯德为“科学英雄”，不仅让科学成为公民认识论素质，也蕴含多重面向。利用昆廷·斯金纳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潘教授将胡适对巴斯德的研究置于中国近代思想的脉络中，对其进行多方面的阐释和理解。
关于巴斯德的形象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潘教授谈及了1909年《绍兴医药学报》和1922年《东方杂志》的报道，先后列举了恽代英（1895—1931）、孙中山（1866—1925）、刘咸（1901—1987）、秉志（1886—1965）等人对巴斯德的引用和研究。
关于胡适对巴斯德的阐释，潘教授发掘了北大图书馆藏胡适亲笔批注的1923年版《巴斯德传》，为胡适研究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胡适在阅读此书时，因联想到早逝的爱女素菲不禁落泪，之后从多方面阐释了巴斯德的典范意义。首先是巴斯德可以作为胡适进行文化论战的“理论弹药”之一，胡适反驳梁漱溟“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文化二元论，他认为，以巴斯德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借助科学力量保障人类生命，改善公共卫生，蕴含了深刻的人文关怀，其“精神性”不逊于仅停留于思辨而忽略现实福祉的文明。除此之外，胡适还将巴斯德的典范意义引申应用于现实层面。面对20世纪上半叶的学生运动，胡适以巴斯德在国家危难之际仍专心科研的精神为榜样，将巴斯德树立为健全的个人主义典范，劝勉年轻人“为己而后可以为人”，“求学而后可以救国”，主张年轻人努力培养个人的知识与能力才是真正的救国之路。胡适对巴斯德的推崇，也体现在他晚年任“中研院”院长时，面对政治压力，捍卫学术独立。1958年蒋介石要求“中研院”学术研究配合其政治使命，胡适以巴斯德为例反驳，以此论证学术繁荣根植于独立与自由探索而非政府指令。
最后，潘教授强调了科学史研究中科学英雄对公民认识论的影响，他认为，胡适对巴斯德形象的构建和阐释，是近代中国时代背景下民族复兴的愿景与健全个人主义倡导的结合。胡适使巴斯德在中国从“新名词”演变为讨论科学精神、学术救国、个体价值乃至学术独立的“关键词”。
主讲内容结束后，在场同学踊跃提问。21级博士孙逸凡问及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对科学技术、纯粹科学与使用科学的认知层次。潘教授肯定当时知识界（如严复、梁启超等）对科学与技术已有区分认识。但目前学界对近代报刊等原始文献整理分析不足，精确勾勒当时知识分子关于纯粹与应用科学论述的全貌仍待研究，并鼓励青年学者投身此领域。另有其他同学就个人主义与国族关怀的张力、胡适的科学观以及他对传统文化的评价问题向潘教授提问。
讲座结尾，潘教授邀请师生赴台参观胡适纪念馆等名人故居。主持人沈宇斌老师总结，潘教授的讲座为中国近现代科学史领域挖掘新议题、运用新方法（如概念史视角）提供了示范，对重新审视近代中国文人与科学家身份的多元性，以及推动科学发展、社会基础建构方面的研究带来了很大启发。
撰稿：张彦松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