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8日下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人文楼科学史系系厅举办了清华科史哲讲座第90讲。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教授王巍老师主持。来自丹麦奥胡斯大学的索莫吉·瓦尔加教授（Somogy Varga）做了题为“重思健康与疾病的概念”的报告。
本次讲座中，瓦尔加教授围绕“健康”与“疾病”的本质界定及其现实影响，系统探讨了医学哲学领域的两大核心问题（评价问题与关系问题），并基于传统概念分析的局限性，提出“实验医学哲学”这一新兴研究模式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在此基础上通过三个实际案例展示了如何在医学哲学中进行经验/实验研究。这些案例以及其他类似研究都收录在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健康与疾病：实验医学哲学》（Heath and Disease: Experimental Philosophy of Medicine）中，瓦尔加教授作为主编之一，整合了这些跨学科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方法论框架与案例库。
讲座开始，瓦尔加教授提出了医学哲学的主要问题：什么是健康与疾病？这一问题与公共卫生政策的制定、临床医学的决策乃至社会对个体责任的认知息息相关。若我们认定某种状态（例如高血压或抑郁症）为“疾病”，这不仅会改变医疗资源的分配逻辑，还可能重塑社会对相关人群的责任机制。
为了理解这种影响的根源，瓦尔加教授指出，需要进一步思考两个核心问题：其一为“评价问题”，即健康与疾病的概念究竟是评价性的还是描述性的？前者意味着来着社会建构的价值判断，而后者则体现了一种无价值的客观中立。其二为“关系问题”，即健康和疾病是如何相互关联的，健康是否仅仅是疾病的缺席，还是包含了更多其他的在场？这种本体论二元框架是否需要被反思？
瓦尔加教授指出，传统哲学研究依赖概念分析，但这样的研究路径似乎走到了一个死胡同，尤其是哲学家之间难以达成对疾病定义的共识（Schwartz, 2017）。对此，有些人提出实验转向（experimental turn）, 希望用经验方法补充传统概念分析，这一路径被称为“实验哲学”（例如Hens和De Block 2023）。
瓦尔加教授进一步介绍了实验医学哲学的目标和方法，他直接借鉴了实验心理学的情景设计，通常会向参与者展示一个情境，然后让他们判断这一情境是否包含疾病或哪个情境更健康，同时会设置一些可以操纵的自变量来观察对因变量的影响。以实证方法（如基于场景的受控实验）补充概念分析，通过观测参与者在具体情境中如何无意识地应用概念，可以揭示其潜在认知框架是否存在价值负载。区别于传统社会学和心理学在问卷调查中直接询问定义，这里不再简单邀请参与者自行描述他们的健康观念，而是被要求将其概念部署（deploy）到这些受控和实验场景中。
当然，这一研究方法也面临来自传统医学哲学和之外的质疑：哲学为何要关注外行人的直觉？首先通过诉诸对病例的集体判断数据，可以修正过度依赖直觉的概念分析，确保理论建构贴合日常语言实践和社会现实，否则偏离普通用法太远，我们将无法谈论人的健康。在哲学以外，这一方法所揭示的普通人对健康和疾病的观念无论对公共卫生还是临床医学都非常重要。
接下来瓦尔加教授依次分享了三个研究案例。首先是“邪恶与疾病”。这一研究关心对某种条件下的人的评价性判断(例如道德品质)是否会影响该条件被判断为该人的健康或疾病？如果是的话，这种对人的好坏评价是更有可能还是更不可能将这一条件视为“健康”或“疾病”，从而提出了评价判断与疾病概念之间的可能联系，这种可能联系涉及到两种假说：第一是“归咎冲动”，在一项经典研究中（Knobe, 2004），发现如果一个行为结果是坏的，人们更倾向于造成这一结果的人是故意的，而同样的行为结果是好的，人们就不太可能认为它是故意的。据此瓦尔加教授提出了一个“自然化假设”：如果人们从性格或选择的角度对P做出负面判断，那么他们不太可能将这种个体的状况标记为疾病。第二是“公正世界理论”，希望探讨在健康与疾病概念的部署中是否可能涉及某种形式的“正义世界信仰”，即世界本质上是公平的，“人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据此瓦尔加教授提出了“病理化假设”：如果人们以性格或选择为由对某人做出负面判断，那么他们更有可能给这一个体贴上疾病的标签。接着，通过500位参与者阅读不同道德评价的虚构场景，检验上述两个假设哪个更符合实际。瓦尔加教授设计了两个版本的故事：主角亚历克斯分别被塑造为“坏人”（企业CEO，无视生产造成的环境破坏）和“好人”（非营利组织CEO，热心公益），但两者均呈现相同的焦虑症状。实验严格控制其他变量，仅操纵人物道德属性，旨在观察道德评价是否影响参与者对同一心理状态（焦虑）是否属于疾病的判断。实验结果与“病理化假设”一致，即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坏的亚历克斯的情况是一种疾病，而不是好的亚历克斯。
接着，第二项研究进一步探讨了不同道德评价对健康判断的影响，针对之前参与研究的同一批人，但数量略少，在此基础上瓦尔加教授验证了三个假设：个体对他人道德品质的评判不仅影响个体层面的疾病判断，还会延伸到群体乃至社会子系统的整体健康评估；具有崇高道德形象的个体（道德圣人）会被普遍认为更健康、更不易患病，即使得病也会被认为是不幸、或不应得病；当为疾病提供生物医学机制解释时，道德评判对疾病归因的影响会被削弱甚至消失。
第三项研究是确认“反向病理化效应”是否存在，通过随机对照实验（N=300）检验疾病标签是否反向影响对个体道德品质的评判。参与者被分为两组，疾病组被告知中年男性亚历克斯被诊断为一种虚构疾病，健康组的亚历克斯无健康问题。两组均描述其日常行为（如偶尔失信但未超出正常范围），随后请参与者评估其道德形象（如责任感、自私程度）。结果显示无“反向病理化效应”：亚历克斯的疾病/健康状态对其道德评价无显著影响，疾病标签未引发更严厉的道德指责。
最后，瓦尔加教授总结了本次报告的内容，强调了健康和疾病概念的双重性质，即描述性和规范性，因此需要我们通过实验哲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两种功能之间的复杂互动。
之后，在座师生围绕研究样本中参与者的非医学职业背景是否脱离了通常实际进行疾病诊断的医生群体、研究中对虚拟或实际病理设置的合理性、参与者在多大程度上接受“病理化假设”本身的前提预设——“公正世界理论”以及实际存在的“反向病理化效应”案例、实验哲学方法比传统的概念分析方法更好吗、疾病和健康的边界如何界定、“亚健康”这样的概念如何理解等问题向瓦尔加教授提出疑问，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撰稿：徐军
审核：王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