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第198期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王哲然副教授和22级博士生曹康婵同学。
王哲然老师进行了题为“作为‘第三史料’的历史性复原及其科学史方法论价值”的报告，系统阐释了复原研究在当代科学史研究中的革新意义。报告人首先介绍了成立不久的科学史复原实验室的基本情况，指出国际学界近年来通过整合书面文献（"第一史料"）与器物遗存（"第二史料"）实现的复原研究实践，已演变为具有认知维度的新型研究范式。这种结合实物制造与亲身实验的研究方法，不仅突破了传统文本分析的阐释边界，更建构出融合物质实践与具身经验的知识生产模式，其生成的研究成果因而被称为科学史研究的"第三史料"。
在学理溯源部分，报告系统梳理了20世纪实验科学史研究对科学编史学范式的深刻影响。通过评述塞特尔（Thomas Settle）、麦克拉克伦（James McLachlan）与德雷克（Stillman Drake）在1960—1970年代对伽利略动力学实验的系列复原研究，揭示了实验史学如何突破柯瓦雷式思想史范式的局限，并确立了复原研究作为历史解释的认知路径。
报告随后总结了当代复原研究的双重学术功能：（1）解构性维度——通过物质复原颠覆既有的文本认识，典型如普林西比（Lawrence M. Principe）与威廉·纽曼（William R. Newman）对现代早期炼金术实践的复现，以及威尔莫斯（Frances Willmoth）对17世纪平板仪的技术重建；（2）建构性维度——通过对技能性知识（gestural knowledge）的复现重构知识传播网络，以奥托·西布姆（Otto Sibum）的焦耳热功当量实验重演与凯蒂·泰勒（Katy Taylor）的胡德比例规研究为范例。
报告最终提出科学博物馆与科学史系协同创新的具体方案：在传统器物研究（第二史料）层面，科学博物馆通过开放库房管理实现对科技文物的利用；而复原实验室的成立则标志着"第三史料"生成机制的建制化，为实践导向的科学史研究提供了物质性知识生产的实验场域。
报告结束后，严弼宸、蒋澈、王巍、刘年凯、吴国盛、孙承晟等在场师生与报告人就复现实验的有效性、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原研究、中国20世纪复原工作的局限性等问题展开了交流和讨论。
曹康婵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同一与实在》（Identité et réalité，1908）中的合法性原则、因果性原则与理性同一性原则”。首先，报告人介绍了梅耶松从接受化学教育到从事化学实验工作，再转入科学史与哲学研究的生涯。梅耶松（Emile Meyerson，1859—1933）早年在德国师从化学史学家赫尔曼·科普和罗伯特·本生，并在舒岑伯格的化学实验室工作，但最终转向哲学与科学史研究。他精通多国语言，曾从事新闻工作，后长期沉浸于哲学思考。梅耶松终身未婚，未获学院教职，却以独立学者的身份活跃于巴黎学术圈，每周在其居处主持学术交流，圈内人包括郎之万、德布罗意、柏格森、柯瓦雷等思想巨擘。他与爱因斯坦、胡塞尔等人曾有过通信往来，其思想间接影响了库恩、奎因等后世研究者。代表作《同一与实在》（1908）试图通过科学史揭示人类理性运作的深层逻辑。
随后，报告人介绍了《同一与实在》的写作动机和目的。梅耶松认为，人类对外部世界的感知并非直接，而是理性加工的结果。然而，直接分析日常感知过于复杂，因其隐含大量无意识的推理。他选择科学史作为切入点，因其“成文思维成果”更易追踪理性轨迹。其核心命题是：科学史本质上是理性追求同一性以解释世界的历史。无论是原子论、守恒定律还是能量概念，科学始终试图将现象多样性还原为同一性实体，从而构建可理解的实在图景。这一过程体现了人类理性对“存在”的执着——在流变中寻找持存，在差异中寻求同一。
接着，报告人介绍了《同一与实在》中的三个重要原则：科学思维中交织着两种原则：合法性原则（自然合乎定律）与因果性原则（变化必有原因）。二者看似对立，实则都以理性的同一性原则为前提。合法性原则源于自我保存本能。人类若无法预见自然规律，生存将不可能。这种自然有规律的信念并非纯粹的经验归纳（休谟难题），而是行动的前提。合法性原则预设了时间均匀性（定律不因时间流逝改变）与空间同质性（定律跨空间的普适性）。例如，放射性衰变定律若因空间位置失效，科学家会优先怀疑测量误差而非定律本身。合法性原则排斥奇迹与宗教意志解释，因其要求现象必然复现，否定自由意志的介入。因果性原则源于人类形而上学本能——亚里士多德所谓“人在本性上渴望求知”。其本质在于解释为何会发生变化，即变化的原因。因果性原则最终需要通过理性的同一性消除时间变量，将变化同一为不变的“实体”原因。如科学通过构建实体（如牛顿的“力”）消解自由落体定律中的时间变量，将加速度归因于的力，使时间从显性变量蜕化为背景条件。理性同一性原则则是人类认知的“思想模具”，它负责将多样性还原为时间中持存的同一实在，保障了合法性原则中现象的概念一般化与因果性原则中因果在理性推导中的同一。报告人指出，梅耶松认识论中存在的认识论悖论问题：同一化以多样性为逻辑前提，正是存在变化的多样性，才会产生同一性的还原。因此，彻底的同一化，即彻底的解释与彻底的可理解性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因而总是会存在无法被同一的多样性溢出理性的宰治，构成了理性无法理解的“非理性”。这一根本矛盾表明，理性既依赖同一性理解世界，又因同一性不彻底而维系认知可能。若一切彻底同一，则变化消失，理性无需同一的运作；若局部同一，则必须承认不存在彻底可理解的知识，人类不可能认识整体知识。科学史正是理性在“同一化冲动”与“非理性残余”间的辩证运动，科学革命正是同一性的思想模具在一种可理解的实在暴露越来越多的非理性后，转向另一种新的可理解实在的建构。
最后，报告人总结，实证主义试图以定律描述取代因果解释是不成功的，定律所应用的概念本身也隐含着同一性预设。梅耶松的哲学结论，即科学无法脱离形而上学是有说服力的。梅耶松的洞见也启发了科学哲学对“科学实在”的反思。柯瓦雷的科学革命研究、库恩的范式理论均隐含理性建构实在的视角。然而，巴什拉等人批评其理论过时，认为相对论与量子力学已摒弃实体论，转向关系论，后来的法国认识论对于流变的关注也呈现了对同一性的反叛和瓦解。但报告人认为，理性同一性是思想的前提，在一切语言和理论的阐明中，都无法摆脱理性同一性的运作。任何理论都无法构成对理性同一性所试图解决的问题的真正解决，因为任何理论的可理解性都需要理性同一性的运作。流变的事实表明，人类的理性同一性仅仅是一种通过因果解释来把握流变的努力，多样性仍然不能被理性彻底同一。人类对于把握流变的渴望，是人类在本性上渴望求知的反映。对于我与万物为什么存在与变化的问题，实则反映的是人类对流变或时间的困惑。理性已经通过自身的认识论悖论表明它无法彻底满足人类的这种渴望、给出满意的解答。梅耶松以后的法国认识论对于流变与差异的种种强调都在揭示这一点，但虚无主义的后果也伴随在这种流变的强调中。从流变和时间中分离理性，或者从理性中分离出流变和时间，都不构成对存在困惑的满意解答。也许维特根斯坦的名言对我们来说极具启发意义：对于不可说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形而上学追问的极限，或者哲学的极限，不在于提供任何一种解答，而在于将思考者带向至深的困惑之悬临。困惑的悬临弥补了理性同一性所带来的建构性与虚幻性，因为它将思考者进一步推向了流变的根源处，问题被更加清晰地呈现了，而非逃遁于理性的建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