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0日下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蒙民伟人文楼B206举办了科史哲讲座第70讲。本次讲座特邀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助理教授雷震（John Alekna）老师，他以新书Seeking News, Making Chin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Emergence of Mass Society为基础，带来了主题为“寻找新闻，塑造中国——通过信息技术重新想象中国历史”的精彩报告。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和刘骁助理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雷震老师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20世纪初，中国尚未出现显著的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然而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领导人却能同时动员数亿人（参与政治运动）。”他的观点是，大众社会（mass societies）在以复杂新闻体验为媒介的技术与政治的互动中产生。为此，需要关注新闻和信息在社会中传播的过程。雷震老师指出，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e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等学者虽然探讨了通讯技术与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互动，但他们的框架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的情况。中文的发音和书写方式、农业社会背景、稀疏的铁路网和高文盲率等因素造就了不同于西方的大众社会发展路径。
为了深入分析这一现象，雷震老师引入了“新闻景观”（newsscape）的概念，以此来解读大众社会发展这一技术政治过程的历史。在明确了新闻（news）和大众（mass）的定义后，他通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信息传播案例，展示了新闻在传统景观中的传播规模、速度和结构，效率受到标语横幅、电报和报纸等传统通讯手段的限制。他还以浙江省临海市游行演讲队伍的案例，说明了建筑环境、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如何共同构成地方新闻景观。
接着，雷震老师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在东北建立大功率官方广播电台的历史谈起，探讨了中国新闻景观的变革。他指出，真正的变革始于20世纪30年代的“读广播，听街坊”（reading the radio, listening in the streets）现象，即少数人通过收听广播后誊写或口头传播，使更多人了解新闻并获得“同时性”（contemporaneity）体验。
雷震老师还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新闻成为了除食物、居所和人身安全之外的重要商品。通过对比大后方和敌占区收音机数量的差异，他揭示了新闻如何成为支持抗战的工具，同时也可以是日本侵略者对沦陷区居民进行政治洗脑的手段。此外，他还关注了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抗战时期，女性播音员在中国广播事业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与西方同期的情况不同，中国女性不仅以声音代表政府权威，还会通过培训成为无线电技术员。
讲座最后，雷震老师提到，1949年之后，每天收听广播逐渐成为中国公民的日常需求，中央政府通过遍布各乡镇的无线电网络将指示传达给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了全国力量的同步和参与运动步伐的统一。
在问答环节，现场的老师和同学围绕大众社会的含义、技术对大众社会非线性发展路径的影响以及战争语境下的商业活动与广播等问题，与雷震老师进行了深入讨论。刘骁老师补充了20世纪30至40年代中国渔民通过广播获取天气预报和气象预警信息的历史事实，并在同雷震老师讨论后为讲座做了总结。
撰稿：杜明禹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