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8日下午，科学史系举办了清华科史哲讲座第64讲，邀请主讲人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CNRS–EHESS）亚历山大·柯瓦雷中心（Centre Alexandre-Koyré）博士研究生、巴黎政治学院STS教师司宇量（Lucie Sénéchal-Perrouault），她报告的题目是“中国商业航天：概念、框架、火箭公司——谜题而非总体规划”。讲座由科学史系陆伊骊副教授主持，来自校内外的七十余位师生同行在线上、线下聆听了讲座。
司宇量从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中国商业航天发展引入本次讲座的主题，展示了2019年以来星河动力、蓝箭航天、星际荣耀等火箭公司的多次发射，包括在海上平台发射火箭的尝试。在讲座的引论部分，司宇量介绍了她这项博士论文研究的背景与问题缘起：现有英文文献中对中国商业航天的认知问题。通过回顾来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的听证报告、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IDA）及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China Aerospace Studies Institute）的智库报告等代表性文件，司宇量指出，在英语世界，关于中国商业航天的话语基本上由智库与政治单位主导，这些文献的性质是没有经过同行审查的报告（report），常常从“大国竞争”、“军事威胁”的视角理解中国商业航天，关键词则是怀疑（doubt），认为中国商业航天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概念。然而这些视角在认识论上是局限的：它们忽略了国际关系和军事以外的逻辑，更忽略了中国商业航天本身参与者的多样性、内部关系与动态。司宇量援引了她在2023年“中国航天日”展览现场所见，展览的空间呈现恰恰反映出“中国航天”背后的不同参与者：以“民族自豪”（prestige）的话语为先导，随后是工业（industry）与航天企业（enterprise）。因此，她的研究旨在从认识论（epistemology）的视角重新理解中国商业航天，当真正进入中国语境就会发现，人们关于“中国商业航天”的认知实际上是非常特定的历史、经济传统下的产物。这一视角近年来也得到了不少学界同行的主张（如Cameron Hunter 2018年的博士论文The Rise of China in Space: Technopolitical Threat Construction in American Public Policy Discourse）。
随后，司宇量通过中文文献分析，论述了“中国商业航天”是如何作为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而被认知和书写的。她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知网上检索到的公开发表文章，选取了其中30篇进行内容分析，这些文章不都是学术性的，性质更接近于“专家/专栏文章”（specialized literature），以杂志评论文章和报告为主。司宇量发现，这些文章对“商业航天”或“航天商业化”展示出了一种表面上的“共识”，享有相同的文本结构：商业航天是一个好的现象，尚处于初级阶段，有光明的前途，但同时也面对着不少需要克服的困难与挑战。然而，30篇文章却为“商业航天”提出了7种不同的定义，说明所谓“共识”的概念基础可能并不稳固。这些文章的作者及其单位，以及发表杂志都常常与传统航天机构相关。从时间上看，在1990–2010年代有一些零星的结果，至2016年左右开始增加，而到2019年达到了一个高峰，成为“热点”话题。
在报告接下来的部分中，司宇量又从政策规定、计划框架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商业航天的管理。司宇量认为，中国商业航天领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文件，如各类“指导意见”、“行动方案”，但仍缺少真正的相关法律，而且往往牵涉到复杂的主管机构，各地都有各自不同的规范与各自不同的“商业航天”。最后一部分是她关于中国新商业航天的火箭企业的研究，通过爱企查数据分析、田野调查与参访进行。司宇量通过丰富的调研案例，展示出中国商业航天的火箭企业实际上具有很高的多样性，其中包括国有企业的商业子公司，由中科院或大学分拆和支持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以及民营初创企业等等。在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也存在着补充、比赛与摩擦等各种关系，其中还要考虑到中央与地方以及经济发展特区的差别。在报告的最后，司宇量总结道，英语世界与中国文献中对“中国商业航天”的不同认知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翻译问题，实际上却反映着背后更大的认识论差异。
在提问环节，科学史系陆伊骊老师、刘骁老师和到场听众与司宇量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对报告中“认识论”的含义、“商业航天”在中文语境中的最早出现、航天相比于其他产业的特殊性、关注重点是否应该从概念转向实践、商业航天中的“创新”等问题进行了追问与澄清。讲座结束后，陆伊骊老师向司宇量赠送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和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纪念礼物。
撰稿：黄宗贝
审核：陆伊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