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17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了第170期学术例会，本次例会的报告人为科学史系21级硕士生申紫薇同学和19级博士生刘元慧同学，并特别邀请吴国盛教授做学术分享“希腊科学之旅”。
吴国盛教授从科学史家的视角介绍了古代希腊的版图、历史，尤其是米利都、以弗所、萨莫斯岛、雅典的地理环境、历史遗迹、科学文化遗产。跟随吴老师的讲解，我们仿佛置身米利都的剧场，以弗所的塞尔苏斯图书馆，萨莫斯的欧帕利诺引水渠和毕达哥拉斯冥想洞，雅典的水钟遗址、默冬太阳钟跨越、吕克昂学园、柏拉图学园以及希腊国家考古博物馆，共同领略古希腊科学文明的辉煌。
在讨论环节，王巍老师、Alberto Bardi老师、刘元慧同学等人就土耳其人对古希腊科学遗迹的态度、吕克昂学园的关键考古证据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申紫薇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女性主义对梅兰妮·克莱茵的批判。她介绍了梅兰妮·克莱茵这一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客体关系之母。女性主义对克莱茵的态度经历了从忽视到认可的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前，克莱茵很少被女性主义所提及，在70年代后期，拉康对精神分析的改造，使得精神分析有更多解读的空间，吸引了大量女性主义者的关注，她们中的一些人注意到克莱茵，对克莱茵思想的女性主义研究逐渐形成规模。对克莱茵的研究可以尝试为两个女性主义领域重要的论题提供思路：一是性别心理差异是否由生理决定，二是母亲这一角色对女性主义究竟有何意义。
在讨论环节，Alberto Bardi老师、蒋澈老师、王巍老师、廖雨晴同学等就抑郁症对克莱茵学术生涯的影响，克莱茵生物决定论、母婴关系的符号学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与交流。
刘元慧同学的报告题目是：从机构角度作玛丽·居里191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奖分析。机构视角下存在两个构成张力的主要因素——最为坚固的制度章程和最为灵活的个体动机。这一研究探索的是，在实际场景中，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实现对评奖各环节的影响，以及施加影响的具体机制。
刘元慧首先分析了这一研究的史学价值，一方面这一事件对于玛丽·居里来说非常重要，但存在较大的史学空白，历史写作中的记述相对单一；另一方面这段历史有其深刻的研究意义，因为它同时包含了放射性的历史、镭研究的历史、玛丽·居里独立科学声誉形成的历史、诺贝尔奖科学声誉形成的历史、诺贝尔奖科学奖项机构化的历史。科学、科学家、科学机构在形成过程中相互作用，在20世纪的前十五年里有着共享的发展轨迹。
在制度层面，通过对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的评奖机制进行分析，刘元慧得出结论，当机构内部，尤其是评奖委员会内部出现一个强势的玛丽·居里支持者时，提名制度的稳定性、委员会的特权保障机制，就会对她的获选起关键作用。通过对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委员会的科学偏好进行分析，发现化学奖委员会始终存在缺乏集中支持对象的情况，这使得强势支持者在此发挥作用的空间更大。通过恢复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表彰内容发生转变的历史情景，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委员会谈判的具体细节，发现1903年时，化学家群体就为“镭的发现”工作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直接创造了空间，这也是诺贝尔奖历史上第一次物理学和化学的管辖权之争。
在个体层面，阿雷纽斯（Svante Arrhenius）和米塔格-莱福勒（Gösta Mittag-Leffler）是对诺贝尔奖评奖影响最大的个体，且二人都是玛丽·居里的支持者。二人通过不同类型的科学网络对玛丽·居里的获奖发挥作用。阿雷纽斯主导的是一种机构精英网络，米塔格-莱福勒主导的是一种私人名流网络。二人支持玛丽·居里都有明确的科学偏好和价值取向，阿雷纽斯因支持原子理论而支持玛丽·居里，米塔格-莱福勒因支持法国科学家和女科学家而支持玛丽·居里。阿雷纽斯以委员会成员身份写作关键推荐信，通过机构制度范围内的合法手段影响化学奖委员会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米塔格-莱福勒则通过上层交际圈为玛丽·居里的评奖各环节保驾护航。
刘元慧最终得出的结论是，玛丽·居里的诺贝尔化学奖，是一个典型的由机构制度和个体动机的相互作用实现特定科学偏好的结果。她的研究取向是那些影响“明文”规章和“不明文”惯例的人和历史场景，以及实现影响的机制与具体操作。
讨论环节主要围绕两个主题。第一，聚焦于阿雷纽斯和米塔格-莱福勒主导的两种科学网络。蒋澈老师首先提出质疑，认为二者的科学网络是比较类似的，且都偏向机构性质。刘元慧对此进行了澄清，研究中的两种科学网络并不是指从这两位科学家出发描述他们的科学网络，而是指在诺贝尔奖机构背景下，二人通过怎样类型的网络在发挥作用。阿雷纽斯是诺贝尔奖的机构缔造者之一，可以直接发挥机构制度、以机构身份、调动机构网络发挥作用。数学家米塔格-莱福勒不仅因其学科被排斥在机构之外，也因其科学阵营与机构主导群体存在明显对立关系，所以他通过私人上层网络发挥作用。蒋澈老师建议，可以用科学赞助人的这个成熟概念来解释米塔格-莱福勒的网络。沈宇斌老师进而提出疑问，这两个网络之间是否存在截然的界限。刘元慧认为，当谈论网络时，很难同时讨论划界，这个问题可能已经不成立了。网络并非是指一种既定的扁平的整体结构，而是通过具体科学家的具体科学活动从而在研究中逐渐生成的一个关系图式。这种网络整体上是多维立体的，不同的切面会显示多种有一定特性的网络，即使是同一个科学家，也可以有不止一个切面。徐军提问，米塔格-莱福勒是私人网络，但又对机构形成影响，这是否存在矛盾。刘元慧解释，调动怎样的网络以及对怎样的网络发挥作用这是两码事，二者不一定要一致。
第二，聚焦于研究中使用的原始材料情况。林聪益老师关注到了研究中法国、德国、瑞典等多国科学家参与的情况，对原始材料的语言和获取等进行提问。王巍老师关注到了诺贝尔奖早期数学、物理、化学之间交叉的情况，认为存在研究空白和发展潜力，所以对早期诺贝尔奖的档案资料情况比较好奇。对此，刘元慧进一步介绍了居里博物馆档案、法国国家图书馆居里夫妇档案、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档案和科学家档案、米塔格-莱福勒研究所档案情况，并对报告中涉及档案材料的具体情况、获取和考据情况一一进行了介绍。
与会师生还就科学的物质文化、女科学家职业化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