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5月25日系学术例会由本系2021级硕士生李鸿宇主讲。题目是“为科学仪器立传还是为科学家立传？”
上世纪90年代，自觉的专题化的科学仪器史研究在科学史学界出现了。作为新兴研究领域，多种学科传统在其中互相影响和渗透。这样的背景之下，“给科学仪器立传”的口号也应运而生。
报告人认为这些传记看起来与传统人物传记没有什么实质差别。报告人接下来分别例举了奥利维拉和马库斯·加内特（Maria Alice Ciocca De Oliveira&Marcus Granato 2012）对瓦隆戈天文台内的众多仪器、凯瑟琳·安德森（Katharine Anderson 2013）等人对一个扭力天平、梅根·巴福德（Megan Barford 2017）对一个六分仪及该类测量仪器、罗宾·沃尔夫·舍夫勒（Robin Wolfe Scheffler 2009）对博物馆中一件X射线粉末照相机以及玛尔塔·C·洛伦索和塞缪尔·格斯纳（Marta C.Lourenço&Samuel Gessner 2014）对博物馆中一件圆形星盘的传记式仪器史研究，并揭示出了他们的共同点：它们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科学仪器传记”。在其中，科学仪器显然不是主角。
为什么号称是科学仪器传记，仪器却不是主角？一种科学仪器作为主角的传记有可能吗？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报告人提示到：应该回到口号最开始出现的地方去寻求答案。于是，报告人接下来回顾了“科学仪器传记”所借鉴的人类学“物品传记”传统及其学术发展脉络——从伊戈尔·科皮托夫（Igor Kopytoff 1986）的“物的文化传记”口号一直到乔迪·乔伊（Jody Joy 2009）尝试将“物品传记”方法扩大到史前物品。报告人指出：虽然学者们书写传记时对物品的选择不一，具体的风格与态度及关注的问题也不一，但他们都符合物品传记与人类传记一个最根本的差异，即这一切叙述都发生在以“物品”为中心的视角之下。
接下来，报告人再次聚焦科学仪器史领域的科学仪器传记写作。他认为近些年来的不少研究之中的科学仪器越来越像是主角了。其中报告人尤其强调了对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藏品开展的研究，包括马玺（2021）撰写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收藏的一台老旧高压蒸汽灭菌器的传记以及刘年凯（2021）从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筹）保存的中国第一台自制激光多普勒测速仪之中发现的历史。
最后，报告人总结道，文章的目的是呈现出一种更符合“为科学仪器立传”口号的可能研究范式，并证明其在近些年的研究中已经有萌芽迹象。科学仪器充当科学家传记中的配角当然天经地义，但不能否认的是，科学仪器应该并且实际上确实可以在其自己的传记中充当主角。
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和报告人进行了热烈讨论。胡翌霖老师补充道编史学理论的激进跟具体历史书写的灵活并不矛盾，并提到，可以不仅仅限于科学仪器的传记层面，甚至可以提出仪器史的强纲领。蒋澈老师提出，在科学仪器传记的视角下，以往在科学史学界被忽略的包括科学仪器制造者在内的工匠传统似乎可以得到重视。刘年凯老师与报告人就“传记”和“生命史”的意涵及翻译问题进行了交流。王哲然老师认为不应用科学仪器传记否定传统的科学家传记，并且科学仪器史也不应只有传记这一种写法。胡翌霖和报告人对此回应道，文章所表达的是两者的对称性关系，而非对立性。最后，王哲然老师指出一个未来可以继续深入的研究方向，即仪器技术史和仪器生命史的异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