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6日晚，来自汉普登悉尼大学张雪博士做客清华科史哲讲座第40讲。她以1680到1880年的清朝经纬度地图为切入点，从技术史的角度着手，分析了经纬度技术在近代早期的中国的传播和接受史。来自我系和全国各地高校的280余名师生参加了线上讲座。
张雪博士首先从技术史的脉络开始说起。她认为，学界经常将科学史和技术史并提，但技术史实则有自己的脉络。近数十年来，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史研究经历了从技术决定论（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到技术作为一种社会构建（social construct）的转向。从80年代末，学界就开始反思技术的局限性以及技术和社会的关系。他们认为技术不是一种独立于社会的力量，而是一种社会的构建，具有先天的社会属性。因此作为研究对象，技术的参与者、传播者享有与发明者、接受者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也决定了，她的研究不是去讨论经纬度技术在中国是否被接受，而是去讨论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又是哪些些因素促进或阻碍了它的接受。
接下来，她谈到近代早期以来形成的两种定位机制：即通过地面测量确定相对位置，和通过天文测量确定绝对位置。不少人可能会习惯性认为，这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但事实上，在中西社会很长时间内，这两种模式都是并存的。近代早期以后，通过天文观测探求绝对位置的活动兴盛起来，这和当时的殖民和航海活动息息相关。然而这类地缘政治活动并未出现在当时的中国，于是对清代的官员和学者来说，并没有动力去改变传统的定位模式。她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由浙江官员负责绘制的浙江嘉兴府道里图（17世纪），这幅图没有采取比例尺，只是标注了各个行政单位之间的距离，而且是路途的距离，并非直线距离。再则是黄河清口木龙图（1749，高斌），也没有采取比例尺，而只标注了各地理要素之间的方位和距离。这都充分体现了当时舆图实用上手的特征。
随后，张雪博士集中讲述了清廷中的经纬度地图。首先她提到了签订尼布楚条约的使团中，两名欧洲的传教士：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徐日升（Tomas Pereira）在签约的沿途搜集了地理数据，对后来经纬度制图的贡献。然后通过著名的《皇舆全览图》，她引出了康熙、蒋廷锡等清廷皇族或高官对经纬地图的接受状况，认为他们在认可经纬地图的同时，也体现出对传统的空间观的坚守（“俱与禹贡相合”）。同时她指出，虽然18世纪的以《皇舆全览图》为代表的经纬度地图仍是清代皇帝的“枕中秘”。 但仍有少数群体能接触到经纬度地图，比如以齐召南为代表的翰林学士，他在《水稻提纲》中提到“伏睹圣祖御制舆图，东西为地经度，以占节气；南北为地纬度，以测辰高下”。张雪博士认为，当时的精英知识分子一方面推崇并纳入了经纬制图的文字，为自己的学术背书，另一方面却并不很了解其具体机制，很可能依然是在“天圆地方”的传统观念中来理解东渐的西学。
以此为基础，她介绍了经纬度地图在19世纪的流布。她以《皇朝一统舆地全图》为例。这幅图的雏形最早由董祐诚（1791—1823）制作，他曾宣称见过《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十三排》的原图，而后据此仿制了一张大清地图。此图后来由李兆洛（1769—1841）修订后并印刷出版，即是《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这幅图乍看之下是一幅经纬线地图，但其实纳入了两套标度系统，一套是用来表示天穹弧度的弧线，一套是表示直线距离的直线。同时，李兆洛还用虚线表示董祐诚的经线，用实现来表示相对距离。另外，翁同龢曾记述自己购买的一本《皇朝舆地缩摹本》，作为给光绪皇帝讲课的参考资料。它以李兆洛的地图为蓝本，但完全除去了经线，只保留了直线，回归了中国传统方格舆图的做法，似乎表明背后隐含的根深蒂固的“天圆地方”传统。这在19世纪的清代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当然，已经接受了地球学说的学者来说如陈澧、冯桂芬等，并不认可这种做法。
最后，张雪博士总结说。在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对《皇舆全览图》做了高度评价，但后来《地图学史》的编者又认为《皇舆全览图》对中国人的世界观影响微乎其微。在她看来，以《皇舆全览图》为代表的经纬度地图在中国的传播史，始终体现为一种有限度的接受，而不能以简单的二分来判定其接受与否。由此，如何接受、哪些要素被接受或摒弃、哪些被某些群体肯定或怀疑，才是更需要学者投以关注的主题。
在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张雪博士还就师生们所共同关心的“地图学史何以被划入技术史”“明朝的《坤舆万国全图》和清朝的经纬度地图有没有继承关系”“康熙是否接受地球学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鲁博林 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