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学术例会，由本系博士后马玺和张楠分别做报告。
马玺的报告题目是“到地下去：书写近代中国矿工的身体、工具和工作空间”。他认为，在十九世纪末之前，因为文化、意识形态和地理空间等方面的原因，矿工的工作和身体在文本和图像中是处于一种被忽视的状态。他分析了十九世纪早期的几份文本和图像，提出这种被忽视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写作者和矿工在身体、知识、身份等方面的距离。随着采矿知识的生产过程和形态的改变，以及技术的进步，这种状况从十九世纪末也发生了改变。尤其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开始，左翼意识形态的兴起重新产生了一种书写模式。通过知识分子写作者的身体经验以及对身体经验的反思，矿工的身体和地下工作空间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出现在文本和图像中。在报告的最后，马玺以矿灯为中心分析了采矿工具作为一种实践技术和修辞手段在文本创作和叙事中的作用。
报告结束后，评论人陆伊骊助理教授作了评论。她对文章的写作风格和行文逻辑都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并且提醒作者，矿工的身体可以与其他不同场景、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下的边缘化的人群相联系。吴国盛、刘兵、王程韡和郑方磊等老师也针对报告的不同方面提出了看法和讨论。他们认为，报告应当对某些关键词作更具体的界定，同时应该更关注技术的物质性以及技术与人的生活方式之间的联系。另外，文章还需要强调身体研究在具体情境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以便能与更广阔的学术关怀产生联系。
报告人马玺博士
张楠的报告题目是“人在天中：中国古代假天仪的现代追认”。中文“假天仪”始于近代天文学家高鲁将光学天象仪的译名定为“假天”。当代学者逐渐将其定义外延至人在仪器中仰视观看的巨球式天球仪及类似形制。记载中的北魏明堂、梁武帝盖天仪、宋代太平浑仪与传闻中的“苏子容铜浑仪”、元代玲珑仪，都有被追认为“假天仪”的先例。这些追认是否可靠，是否必要，又是否具有统一的解释边界，需要进行具体地考证与讨论。张楠提出“假天仪”之追认，至少应具备两个条件：同时模拟出“天内观天”与“运转之天”。保留追认假天仪的传统和名称，一方面是因为现今“假天”已经不再是光学天象仪的译名，可以比较形象地指称可以仰视的、自动运转的一类天文演示仪器，方便学界澄清一些既有仪象史问题，以及大众传播。另一方面，“假天仪”的定义和名称 既具有历史连续性上会通中西的意义，又能体现出一种中国传统天文学的独特文化意象，即对“人在天中”或者说“人在天地中”的思想追求。
除此之外，张楠对苏颂曾制造中国最早的假天仪一事进行了重新考证。此观点长期作为结论性知识出现在各类通史、百科全书和大众传播当中。然而通过新边界下假天仪的追认界定，以及文献研究两条路径，苏颂制造假天仪一事并不具备时间上的优先性，以及史料上的可靠支撑。可以认为苏颂并没有制造过所谓的“假天仪”，而误会产生于对某些记载不加甄别的承认。
报告结束之后，评论人王哲然博士进行了详细的点评，提出了非常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首先，该报告关于假天仪的现代追认与苏颂假天仪考证两个部分的内容，其实并不存在必要的逻辑关系，拆分为两个独立研究更为合适。其次，在苏颂假天仪考证部分，提出应核查《玉海》中所引《通略》一书，很可能将《曲洧旧闻》中朱弁的叙述融于正史之中构建出一条看似合理线索的作者，并不是王应麟，而是《九朝通略》的作者熊克。最后，在假天仪的现代追认研究部分，欧洲planetarium的发展历程与中国反向的追认过程，恰恰体现出一种不同的特质，因此应对“人在运转的天中”这个追认边界进行仔细的考察和斟酌。
郑方磊助理教授提出，不应再延续传统的追认做法，而是应该进行一种研究视角转换，重新讨论译名、名称确立，以及仪象史的其他问题。
吴国盛教授认为，在研究中可以尝试不设立强硬的边界定义，而是在所有假天仪（天文演示仪器）的体系下，结合既有历史仪象名词进行分类区别。
报告人张楠博士
报告前，丹麦罗斯基勒大学（Roskilde University）哲学和科学研究系的Jens HØYRUP教授手摇计算机捐赠仪式隆重举行。
HØYRUP教授是国际知名的数学史家。他本学期来科学史系访问，专程带来这台家族留传的手摇计算机，作为礼物捐赠给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以下简称“科博馆”）。这是科博馆首次接受外籍友人的捐赠。科博馆馆长、科学史系系主任吴国盛教授向HØYRUP教授颁发捐赠证书。随后，HØYRUP教授为到场师生讲述了这台手摇计算机的来历并展示其操作方法。
这台手摇计算机的型号为Brunsviga 10型，产自德国。它在20世纪30年代（可能是1935年后）被丹麦物理学家 Niels Arley购买，并用于他本人关于随机过程理论及其在宇宙辐射理论中的应用的工作。其中，很多计算工作是由Niels Arley“多年忠诚的同事”（实际上是一个助手，也是一个好朋友）Bodil Tornehave完成的。因此，Bodil Tornehave可能是使用该手摇计算机最多的人。Niels Arely被认为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当时被认为是哥本哈根玻尔研究所所长Niels Bohr的继任者。然而在1945年，由于两起突发事件，Arely被迫离开玻尔研究所。1950年，Arley开始与挪威海德鲁癌症研究所合作。他认为癌症的发展是由致癌基因驱动的。自1955年以来，这一直是世界上所有癌症研究的基础。Arely在癌症研究方面的工作涉及大量的统计数据，这台计算机器可能也帮到了他。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Arely是第一个警告“和平利用原子”会带来辐射危险的物理学家。Arely是HØYRUP教授第一任妻子的父亲，后将这台手摇计算机送给了HØYRUP教授。
捐赠人HØYRUP教授及捐赠手摇计算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