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学术例会，由本系博士生陈翔和鲁博林分别做报告。
陈翔的报告题目为“媒介、艺术与科学传播——耕织图案例研究”。媒介研究是科学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耕织图是我国传统社会中传播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的一种特殊绘画形式。在中国社会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型过程中，耕织图的印刷媒介由雕版转变为了石版印刷。通过分析不同耕织图的传播方式，梳理近代耕织图传播方式的变化，研究发现尽管石版印刷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耕织图的复制和传播，但是传统耕织图的科学传播模式却中断了。这一现象表明媒介和科学传播之间并非直接作用关系。当科学传播试图和其他领域合作进行科学传播时，需遵循其他领域的规则。
报告结束后，徐秋石同学作为评论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吴彤、胡翌霖、蒋劲松、鲍鸥、刘兵等老师提出建议与批评。作为科学传播类的研究，老师们认为报告中涉及到的耕织图的科学传播效果和受众分析有待进一步理清，同时也需要更多论据用于支撑结论。由于报告内容为历史上的科学传播案例，老师们对于应当如何分析历史事件中科学传播的效果进行了讨论。吴彤老师认为报告中将属于院画的古代耕织图归类为文人画的艺术型耕织图存在问题。胡翌霖老师认为报告试图从物性角度分析印刷技术对传播内容的影响值得肯定，但是，如何区分技术因素和其它因素引起的变化很困难。
报告人陈翔
鲁博林的报告题目为“前托勒密时代的古希腊世界制图学”。他提出，从古典希腊时代到希腊化时代的世界制图学，经历了一个从圆形世界（Ges Periodos）向球形世界图式逐渐转变的过程。古老的圆形世界观念主导下的圆形地图，构成了前毕达哥拉斯时代的世界制图的主要样式，但这一制图理念随后受到质疑和挑战，而出现了长形地图、圆形风向地图等衍生样式。随着地球观念的确立，基于球面的距离测量和几何制图开始主导世界制图学，以埃拉托色尼和希帕克斯为代表的数学家，为世界制图学的全面几何化奠定了基础，并将经纬测量的严格性建立在天文观测之上。同时，毕达哥拉斯主义的盛行和两球宇宙的确立，让希腊经历了一次视角转换，圆形世界的希腊中心观逐渐让位于基于地心宇宙的普世主义。这一转换伴随着的是希腊化时期异域经验的不断扩大，地图制作的不断普及和实用偏向，以及作为显学的数学在制图学领域的全面技术化和工具化。古希腊制图学所发生的这些源流演变，最终持续到罗马-希腊时代的末期，进而汇聚成为托勒密《地理学》（Geography，即其世界制图学）的基础。
报告结束后，张卜天教授首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他认为，文章内容详实，提出了很有建设性的观点，其中关于希腊化时期由世界中心向宇宙中心的“视角转换”值得进一步挖掘。同时他强调，对古代地理学和制图学的探究，要重视概念史的梳理，通过对什么是地理学或制图学，它们在当时的内涵和形态是什么，如何发生演变的思想史整理，进一步把握古人如何看待大地以及天与地的关系。
胡翌霖助理教授指出，论文的标的要清楚，一定要明确论文是在针对什么问题发言，面临着什么样的学术空白，有哪些反对的声音和赞成的声音，自己提出了什么新的论据和论点。他强调写论文要注重交流性，不能自说自话，在这方面论文的行文线索必须有所突出。
蒋澈博士后认为，文章整体的内容还是比较扎实，但第三部分有些多余，去掉无妨。同时埃拉托色尼和希帕克斯的研究还体现得不够，建议适当增加篇幅，多引入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并从中找到可以针对性讨论的内容。此外，对希腊语等古代语言的概念引用无须有变格（变位），最好统一为原形。
王哲然博士后提问说，古希腊的地理学和制图学在概念和实践上究竟有哪些异同？以及当时是否存在更为具象的（譬如绘制了城市或其他地表符号）的其它地图？他建议对概念的说明应该更加清晰，并认为圆形风向图等地图形式应与当时的航海实践有关，是否能证明希腊中心观念还有待探讨。
刘胜利副教授从哲学的角度提出建议说，必须设法对目前无法反思的观念进一步反思，譬如，关于oikoumene和cosmos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古希腊人有没有明确的论述？对于天地关系的讨论不要有预设和固化，而要保持概念上原初的含混，这样才能更加贴近当时的语境。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一条贯通历史的线索，若能在此基础上踏踏实实地讨论清楚两三个重要概念，就已经成功了。
鲍鸥副教授就论文的方法论和针对的论域和论题等框架问题进行了提问，并对细节部分给出了修改建议。
此后，现场师生就制图学与空间观念、区域制图学和世界制图学的关系、古希腊时期的海图和地图关系、圆形地图的圆的概念的起源、世界地图何以可能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探讨。
报告人鲁博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