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学术例会，由本系助理教授陆伊骊和胡翌霖分别做报告。
陆伊骊助理教授做了题为 “水母前世与今生”的报告。陆老师首先说明这次报告是她正在进行的个人第二本英语专著的一部分，并引述学界对于海洋生物调查站和一般内陆调查站关系的争议，从此界定此项研究的学术价值。初步介绍了专著的研究基础后，陆老师从前现代中国关于水母的记载入手，开始阐释水母的生物文化史。对比英语世界关于水母的名字和负面形象（成年的水母体称为medusa，和希腊神话中的女妖同名），古人对水母不但给予多种名字，且带有浪漫色彩。明清时期的文人把长江中上游出没的淡水水母称为“桃花鱼”，因为其形状、大小和颜色酷似桃花花瓣。民国时期的《博物学杂志》 记录了1907年在扬子江发现的淡水水母新品种，当时世上已知的淡水水母只有1884年英国伦敦发现的L. Sowerbii，到了1941年，Arthur Sowerbii (英国淡水水母发现者的后人) 在 The Hong Kong Naturalist 杂志上发文，指出中国的淡水水母和英国淡水水母为同类，皆源于中国，也就是明清诗人笔下的“桃花鱼”。踏入21世纪，中文科研界依然把C. Sowerbii 称为“桃花水母”，而2016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的 《水母:自然史》一书中也确认C. Sowerbii是中国原生品种。最后，陆老师介绍了过去十年水母泛滥造成的生态问题和世界各地开始流行的吃水母运动。
反应和点评：
雷毅老师首先为听众补充了更为详细的关于桃花水母的资料。由于他本人长期关注苏州桃花水母的情况，他对于桃花水母的形态、颜色、观赏价值等都有相当丰富的己见，并指出 “海蜇” 和 “水母”的差异，前者为一般常见食用水母，而后者涵盖所有食用和非食用水母。
杨舰老师指出报告中提到的民国时代 <我国淡水水母发现志>一文的作者是留日学生，并注意到著作的出版年份（1914）正好是一战的开端，因此水母史应该涉及政治经济层面的因素，而不只是社会文化史。
鲍鸥老师询问报告人可有留意明代屠本畯的《闽中海错疏》关于水母的记载，并和报告人交流了对 “海错”一词的看法。
刘兵老师认为古人从食用的角度去切入“海错”（也就是“海洋生物”的旧称）并不一定是坏事，中西方文化本来就是在不同的知识体系下发展出来的，“海错”和水母的文化史也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思想框架。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面对西方博物知识的挑战，中国学界也因应对传统水母和海错的描述作出相关的调整。
蒋撤老师提出两个问题：1）近现代中国关注淡水水母是否受西方影响？如果说“桃花水母”是源于中国，且早有文言文记载，为何到二十世纪初才引起博物学家的关注？2）在中国发现就是否就等于源自中国？这问题涉及国人对于物种“本土性”的民族情意结和生物地理的复杂关系。
王巍老师为报告人最后提出的关于水母的女性意象的问题作出猜想：是否和中国人水的“红颜祸水”有关？
最后，报告人感谢各位老师的点评和建议。
刘兵教授做讲评
胡翌霖助理教授的报告题目为“技术作为人的器官——重建技术进化论”。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以来，在生物进化与技术发展史之间建立类比，一直是一个热门课题。这一类比的困难在于，一般认为生物进化所包含的变异的随机性、基因的实体性和物种的独立性这三个特点，是技术领域并不具备的。主流技术进化论者的策略是回避冲突，并坚持把技术看作独立的物种。但我试图回归技术作为器官这一类比，并引入斯蒂格勒的哲学资源，重新理解自然与技术的冲突。器官类比消弭了技术进化论面临的主要冲突，但把人这一物种的独特性突显出来。技术作为一种可滞留于外的器官，使人类的进化与其它物种不同。人类除了拥有分子层面的遗传物质之外，技术器物也是一种“遗传物质”。人类可以通过超前的学习来先行设计或选择技术，这一点不应该被技术进化论略去，这恰好揭示出技术进化的本性。学习（外在环境的内化）是技术创造的条件，而技术物的自然化（外在化）又恰是学习的条件。
鲍鸥老师指出，应明确区分技术作为功能还是作为实体，一般技术指的不是实体器物，而是功能或程序，不能直接与器官对应。胡翌霖表示文章确实没有清晰界定，事实上器官也有功能意义上的官能和实体意义的不同区别，而且从功能到实体并非截然二分，而实体化就是西蒙栋所谓的“具体化”过程。
林磊就生物进化论提了问题，雷毅老师也从生物学背景给予一些补充说明。刘兵老师提出，既然把技术比作器官，那么失控的现代技术是否可以比作癌症？王程韡老师建议可以参考SCOT的技术进化论和Nelson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杨舰老师提到日本技术哲学界的相关工作，并建议对社会环境更加关注。王巍老师提示注意表观遗传学的相关问题，并指出对达尔文的理解有不准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