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5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举行本学期第一次学术例会，此次例会由清华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严弼宸分享两个学术报告。
严弼宸的第一个报告介绍了由吴国盛教授与他合编的著作《科学编史学经典文本》。这部作品隶属于“清华科史哲教材系列”，涵盖近百万字译稿，历经三年筹备，将于今年五月正式出版。这部作品通过十三个主题，以“理性追问”为核心轴线，梳理了科学史编史学一个世纪以来的演进谱系。严弼宸认为，科学史这门学科自奠基之日起，其核心动力便在于回答“什么是理性”这一启蒙运动以来的根本问题。从萨顿所确立的进步主义与实证主义叙事出发，科学史学科在连续与断裂、历史与当下，内部与外部三组基本争论中逐渐走向理论成熟。科学革命论题和以柯瓦雷为旗手的科学思想史编史纲领的确立，是科学史学科理论成熟的标志。20世纪后期，随着宗教、赫尔墨斯主义与自然志等边缘视角的引入，思想史经典叙事被不断扩充与消解。经过80年代以来的知识社会建构、全球流通、性别视角与物质实践等多重转向，理性不再是超越历史的先验之物，而成为在特定社会网络、物质媒介与文化土壤中逐渐生成的历史产物。
报告结束后，程志翔老师提问，伊斯兰科学史领域是否存在类似“李约瑟问题”的编史学反思。蒋澈老师认为，伊斯兰科学史在经历短暂的编史学反思后，快速进入对当代科学进行“伊斯兰化”的语境，而中国的科学史研究则更加注重历史性反思，这种差异决定了不同文明在重构自身理性谱系时的路径选择。
严弼宸的第二个报告是一项在“流通转向”背景下借鉴谱系学方法的历史学案例研究，他的研究主题是《坤舆格致》中矿物自然哲学的知识来源。《坤舆格致》是崇祯年间由来华耶稣会士汤若望等人编译的矿冶著作，它曾湮没三百余年，2015年在南京图书馆以抄本形式重见天日。严弼宸在报告中引入福柯的谱系学方法，修正了既往知识来源研究的不足。他指出，对知识来源的考察不应局限于对技术细节的寻根溯源，而应转向对知识生成的话语条件的识别。这项研究辨析了汤若望作为耶稣会士，其编译行为如何受制于《耶稣会学习规程》与“科因布拉评注”所构筑的知识权力网络。报告揭示了《坤舆格致》文本中一个显著的理论断裂：汤若望在技术层面高度依赖阿格里科拉的《矿冶全书》，但在自然哲学层面却系统性地剔除了后者的机械论色彩。这种知识抉择本质上是对阿格里科拉放弃形式因所诱发的神学风险的审慎防御。在耶稣会士看来，阿格里科拉去形式化的物质成因论使地下世界成为自足的独立系统，从而切断了上帝通过次级原因参与万物生成的等级链条。为了填补机械论被剔除后的理论空白并确保神学安全，汤若望基于《科因布拉气象学评注》的规范进行了折衷主义重构。他将基于亚里士多德气象学传统的散发物理论与帕拉塞尔苏斯主义的汞硫盐三要素相结合，并将其巧妙包装于“阴阳二气絪缊化成万物”的中国传统气论思想体系之中。书中还将矿洞邪魔由矿业民俗转译为天主教灵性战争中的德性操练案例，要求开矿者通过孝义、苦斋与默祷感格于天，这充分体现了耶稣会知识体制的神学导向以及对异质知识的整合能力。严弼宸指出，西方矿冶知识传入中国时并非同一整体，而是经由汤若望主动排除和重组所生成的前所未有的新知识，对《坤舆格致》知识来源的谱系学分析也深刻揭示了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言说比言说何物更深刻地塑造了知识形态。
报告结束后，沈宇斌老师提问，这项研究是历史知识论的实践，它与传统的科学思想史研究差别何在。严弼宸认为，“历史知识论”与科学思想史并非不可通约的两套方法，方法差异的程度因具体的研究问题和对象而有所不同。就这项研究而言，二者的差别并不十分显著，最核心的区别在于视野的切换：是将知识来源视为对具体知识内容的追根溯源，还是视为对使得某一知识得以可能的话语条件的澄清。这项研究主要基于《科因布拉气象学评注》这一文本分析了《坤舆格致》的话语条件，使用的研究手段和分析方法是传统思想史也不陌生的。但是分析话语条件所需的史料来源并不局限于思想史惯用的哲学文本，大量传统上为“外史”分析所重视的档案和史料也可用于这一任务，从这里可以体现出历史知识论与思想史的最大区别——使知识生成得以可能的不仅仅是思想上的条件。蒋澈老师、于丹妮同学和张哲闻同学讨论了《坤舆格致》中涉及的“矿洞邪魔”问题。严弼宸认为，引入该论题一方面是为了体现《坤舆格致》的神学导向，还可能是汤若望为了回应中国本土采矿实践中存在的祭祀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