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5日下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第108期清华科史哲讲座讲座荣幸邀请到了加州大学尔湾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电影与媒体研究系教授彼得·克拉普（Peter Krapp）作题为“模拟是一种文化技术吗？”（Is Simulation a Cultural Technique?）的讲座。克拉普教授同时在音乐与信息学系任职，长期致力于数字文化中的记忆、噪声、故障的研究，并于2024年出版了新书《计算遗产：模拟的数字文化》（Computing Legacies: Digital Cultures of Simulation，MIT Press）。本次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教授沈宇斌老师主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吴璟薇副教授担任评议人。讲座内容整体以《计算遗产》的第一章为蓝本。克拉普教授并非从单纯的理论或社会学角度进行讨论，而是将“模拟”（Simulation）作为一个广义的技术术语和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进行了深入探讨，论述了模拟在知识生产、历史保存及未来预测中的核心地位。
首先，克拉普教授阐释了“文化技术”这一核心概念，并以此作为切入点打破了文化与技术在传统学科划分中的界限。他指出，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文化技术，只有那些具有符号化功能的活动（如说话、书写、阅读、绘图、计算等）才属于此范畴。这些技术具有认识论（epistemic）的特质，能够独立于具体应用而产生知识。克拉普教授认为，模拟不应仅被视为一种复制或模仿的手段，它更是一种能够带来新知识的象征性文化技术。在现代，这种技术促成了一种“假设性素养”（hypothetical literacy），即通过“如果……会怎样”（what if）的思想实验来探索理论与假设的能力。他特别反驳了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人宣扬的“我们就生活在模拟中”（we are most likely in a simulation）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对模拟技术的误解；相反，模拟应被视为理解数字文化的核心视角，是计算机技术（Computing）的基础假设。
然后，克拉普教授通过计算技术史的案例，追溯了模拟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不同领域的应用。他提到了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作为计算机先驱的影响，指出统计学、博弈论和模拟改变了科学研究的范式。讲座中展示了早期的飞行模拟器（Link Trainer），说明了模拟如何通过机械反馈系统在低风险环境下训练飞行员，这种闭环反馈机制是早期成功的机械模拟形式。此外，他结合二战时期布莱切利园（Bletchley Park）的密码破译历史，指出由于无线电时代加密通信的频率分析需求，模拟（Simulation）与仿真（Emulation）在数字计算机发明之前就已经存在。
接着，克拉普教授区分了“模拟”（Simulation）与“仿真”（Emulation），并重点讨论了仿真在数字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模拟通常是对抽象模型中特定属性的简化，旨在避免未来的灾难或预测结果；而仿真则旨在实现等效结果，即无论内部状态如何，相同的输入应产生相同的输出。随着计算机硬件的快速更新迭代，维护旧机器（如大型机）的成本极高且极难实现，正如西雅图“现存计算机博物馆”（Living Computer Museum）的案例所示，一旦失去资金支持，实体收藏便难以维持。因此，通过软件仿真（如在现代设备上运行旧系统）成为了保存数字文化、软件开发历史以及理解媒介历史的重要手段。这使得历史学家和博物馆能够通过仿真技术，让现代人体验复古游戏或旧式计算环境。
最后，克拉普教授反思了模型的局限性与输入数据的关键性。他引用了一句名言：“所有的模型本质上都是错的，但有些是有用的”。他强调，无论是天气预报、COVID-19疫情模型还是核武器的无损检测模拟，模型都依赖于特定的假设和输入数据。输入端的偏差（Input Bias）会导致输出结果的偏差（即“垃圾数据进，垃圾数据出”），这在涉及复杂社会行为（如大学管理模拟或流行病追踪）时尤为明显。他指出，即使是拥有顶级超级计算机的实验室（如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其模拟结果也可能面临不可重复性的尴尬。因此，理解模拟背后的文化维度、历史背景以及技术权衡，对于批判性地参与数字文化至关重要。
讲座部分结束后，评议人吴璟薇副教授对克拉普教授的讲座进行了总结提要，并与现场师生展开了热烈讨论。
吴璟薇副教授首先总结了“文化技术”这一概念的重要性，指出它是理解人与自然、技术关系的桥梁，并与克拉普教授探讨了“计算”（Calculating）和“计算机技术”（Computing）的词源学与认识论的区别。她还提到了数字遗产不仅关乎宏大的历史档案，也与每个人的日常生活记录（如个人数据、社交媒体痕迹）息息相关。克拉普教授从媒介研究的视角，进一步解释了模拟作为一种文化技术，早已成为人类数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问答环节，有人提出了关于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模型中输入与输出关系的非中立性问题，指出科学家往往忽视了数据处理过程中的文化与政治维度。克拉普教授回应称，清洗输入数据（Cleaning the input）比解释输出更为困难且关键，并强调了在工程与科学领域引入历史与阐释性视角的必要性。另一位则分享了关于中国“模拟器”（Emulators，中文常译为“模拟”）历史的研究，并对“模拟”（Simulation）和“仿真”（Emulation）在中文语境下的含混进行讨论，然后提出了关于战争模拟（War Gaming）使得战争“游戏化”进而消解战争责任与伦理的担忧。克拉普教授对此回应，指出战争模拟的历史远早于计算机，沙盘推演和桌面游戏早已用于军事训练。他承认技术与军事的紧密联系，但也提醒不应过度夸大技术决定论，并推荐了詹姆斯·德·德里安（James Der Derian）关于国际关系与模拟的研究作为进一步的参考。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撰稿：杨明繁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