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7日科学史系召开科学史系第218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24级硕士生马楚鑫同学、23级硕士生沈聪同学，以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2级博士生邵彦华同学。
马楚鑫的报告题目是“晚清与民国时期电疗术在中国的接受和传播”，她首先介绍了电作为一种医学治疗手段在西方的发展脉络，其最早出处可追溯至古罗马老普林尼的《自然志》中记载用电鲼鱼治疗头痛和痛风，此后一直到17—18世纪才得以进一步发展，两位重要人物分别是伽伐尼和伏打，前者提出了生物电的概念，后者则制造出了可稳定生成电流的设备伏打电堆。到了19世纪，电疗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医用电疗仪迅速在大众间普及，号称包治百病，一度成为了非常时兴的治疗手段。直到20世纪，随着各种新兴疗法的出现，加之医学评价标准的日渐完善，电疗逐渐走向边缘化，“通电即疗愈”的想法难以为继。马楚鑫展示了19、20世纪西方报刊书籍上记载或刊登的各式电疗仪图片，并分享了几件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所收藏的电疗仪。
接下来，她将话题转向电疗术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electricity”这个词在晚清西学东渐时被译为“电气”传入，原因主要是为了契合中国传统哲学中“气”的概念，使得外来知识更容易被接受。最早提到电疗的著作是传教士玛高温1851年的《博物通书》中对电疗仪的使用方法进行了简要介绍。系统阐释电学和电疗则是传教士丁韪良的《格物入门》，书中除了将电译作“电气”外还将正负对应阴阳，并结合中医的“经络”“脏腑”等概念来说明电疗的合理性。张德彝也在游记《航海述奇》中记载了在国外所见的几次电疗情况。在商品化层面，晚清的报刊上已经出现了丰富的电疗产品广告。同时电疗术在正规学界也得到了承认，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正式将其列为医学生必修课，《中华医报》等学术期刊也刊登过电疗相关文章。电疗在中国走向式微的时间与西方类似，主要是20世纪上半叶，这一时期报纸上刊登过商家对电疗有效性之质疑的澄清、电疗致死案的法律纠纷等，许多电疗仪广告商家也销声匿迹。
最后，马楚鑫提出了几点思考，包括电疗这一“伪科学”在西方得到较长时间的承认并繁荣主要是因为其对照对象是中世纪时期的放血、催吐等更加危险的疗法。还提及了从科学到伪科学的转化条件，以及伪科学知识对传统知识论中“true”的部分可能构成的挑战。报告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同学们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并给出了很多富有价值的建议，包括可以具体落实电疗仪器的价格从而考察其普及度、可以扩大电疗的对照集来进一步说明其有效性、可以追溯至今仍在使用的电疗手段在当时的前身来考察其“非伪科学”的部分和正向的价值等。
沈聪同学“互联网意识形态的双重起源”报告指出，今天的互联网文化并非在其诞生之初就被赋予了个人解放的技术叙事，“去中心化”作为一个技术概念最初恰恰是为了加强中央的控制力。冷战时期保罗·巴兰为军事通信设计的分布式网络，提出了“热土豆路由”模型强调信息网络的“生存冗余”，目标是在核打击下维持中央控制；到了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以斯图尔特·布兰德和《全球概览》为代表，将技术视为个人解放与社群共建的工具，倡导小型技术、DIY精神与信息自由颠覆了冷战前期互联网技术的文化想象。这种互联网文化在90年代与自由意志主义结合，催生了“加州意识形态”——一种融合新左派社群理想与新右派市场自由主义的技术乌托邦信念，并通过《连线》杂志和《赛博空间独立宣言》推向高峰。然而，这种意识形态刻意掩盖了互联网的军事与政府支持背景，营造“技术中立”“自动带来自由”的神话，最终助推平台资本主义崛起。本报告批判了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社会影响取决于其嵌入的文化与权力结构，并呼吁从艺术史与人文视角重思技术发展，推动开源社区等更具民主性的技术实践。
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邵彦华同学的报告题为“人‘粒’可为：波义耳微粒论哲学对人造宝石医学功效的信念重建”。该报告聚焦于罗伯特·波义耳在1658年至1672年的宝石实验工作及哲学探讨为切入点，梳理了波义耳对物性的哲学理论探索及实验实践积累，总结了波义耳对人工技艺的态度，并由此探讨了波义耳如何利用其微粒论哲学，从底层逻辑上对“自然与人为之辩”这一历久弥新的哲学议题作出的推进，并以此重构了关于人造造物——特别是人造宝石——具备医学功效的哲学信念。邵彦华认为，波义耳作为培根实验精神的继承者，将自然哲学从经院哲学的逻辑空谈转变为切实指导医学、增进福祉的实验工具。 通过在宝石学领域重建对人工技艺的信心，最终动摇了根深蒂固的“天然性”崇拜，为近代实验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邵彦华首先在威廉·纽曼（William R. Newman）工作的基础上回顾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自然”与“人为”的哲学分歧。在经院哲学传统中，“实体形式”（Substantial Form）被视为物质本质的保障，这一主张在本体论层面上禁止人工技艺取得与自然物平等的地位，认为自然物具有内在的运动和变化准则，而人造物仅是表面的模仿，缺乏内在的实体形式。同时，这一主张亦在认识论上为人为检验手段制造了阻碍，认为实体形式被认为源于神授或天体感应，人类感官无法认知也无法复制其生成过程。在这种语境下，宝石的医学功效（美德）被紧紧绑定在其“天然性”上。大阿尔伯特、托马斯·阿奎那等学者认为，人造物因缺失这种神秘的实体形式，在医疗效力上天然卑下。邵彦华指出，波义耳通过其1658至1666年间的系列研究，为打破这一壁垒提供了“机制解释”。波义耳通过对颜色等物性的先期哲学工作及对玻璃制造等工匠技艺的考察，建立起一套统一的微粒论解释框架：波义耳主张“形式”的本质而是微粒的大小、形状、运动及由此产生的“材质”（Texture）的集合。在《论形式与物性的起源》中，他进一步将医学功效归类为微粒机械属性作用下的衍生属性。这意味着，如果能够通过人工技艺操纵微粒的构造，理论上就可以复现乃至超越天然物所具备的美德。邵彦华随后考察了波义耳在《关于宝石的起源与美德》中的论证逻辑。波义耳提出了一个关键假说：宝石由地下流体溶解矿物后结晶形成，其功效源于其中蕴含的微量金属微粒。尽管波义耳复现医学功效的实验验证最终失败， 但他为人造宝石与天然宝石在物性上的平等性进行了辩护。
邵彦华认为，波义耳的贡献不在于完成了具体的医学验证，而在于实现了一次信念重建。在本体论的层面上，波义耳以微粒论打破了实体形式的神圣性，消弭了自然与人为的本质界限，赋予了人造物与天然物同等的本体论地位。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波义耳将基于化学/炼金术（Chymistry）的实验方法引入了宝石学，论证了宝石的天然性被人类认知、检验及复制的可能。
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就报告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程志翔老师肯定了选题的学术价值与史料工作，并指出这一工作需要补充同时代其他学者的学科史，以在时代背景下凸显波义耳的工作价值。此外，程志翔老师也指出需要进一步阐明“实体形式”观念的普遍性。刘骁老师同样肯定了史料工作的价值，也指出需要进一步展现波义耳哲学思想的影响力。张哲闻同学指出“实体形式”观念可能和基督教神学的变体论有关。廖雨晴同学则指出“实体形式“是否属于某种”事物”依然有待商榷，需要考虑措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