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8日上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荣幸邀请到了澳大利亚莫那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研究系主任方小平，在蒙民伟人文楼B206作题为“医疗、卫生和疾病史研究的方法论探索”的讲座。本次讲座由科学史系沈宇斌副教授主持。方小平老师长期从事于中国医疗、卫生和流行病史，以及当代中国社会政治史的研究。本次讲座方小平老师以自己的三个研究案例，对当代中国医疗、卫生和疾病史研究的主题、视角、框架、理论和材料进行了具体且深入的论述。
首先，方小平老师回顾了国内外作为中国史和社会科学的交叉领域的当代中国医疗、卫生和疾病史研究的核心议题和研究趋势。20世纪以来，医学史和医疗社会学蓬勃发展。西方医疗社会史及社会科学研究已有Medical sociology: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创刊于1960年）等众多期刊。在20世纪后期，英文学术界对中国医疗社会史的研究涌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并且在这一时期内史与外史的界限逐渐模糊。其中班凯乐（Carol Benedict）的《十九世纪中国的鼠疫》（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1996）、白馥兰（Francesca Bray）的《技术与性别：晚期帝制中国的权力经纬》（Technology and Gender：Fabrics of Pow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997）、费侠莉（Charlotte Furth）的《繁盛之阴：中国医学史中的性（960—1665）》（A Flourishing Yin：Gender in China's Medical History: 960—1665, 1998）都是十分出色的外史研究。而学界自20世纪以来医疗社会史的核心主题，方小平老师将其概括为——现代国家中的医学与政治。更进一步，社会政治层面的主题可以细化为工业化（涉及疾病、社会不平等、公共卫生等议题）、殖民化（殖民医学与本土医学之间的冲突）和反殖民（新的国家医疗体系）这三种。从Google Scholar的数据上看，医学史（medical history）和健康史（history of health）等医学史关键词词频也呈现出相似的上升趋势。基于对西方医疗社会史研究借鉴，方小平老师提出中国研究的两大主要贡献和挑战：意识形态和资源分配，以及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之间的关系。然后，方小平老师以自己关于赤脚医生、接生婆和霍乱这三项内容的研究为例，分享自己的研究目标、方法、资料和反思。
第一项研究是方小平老师对赤脚医生的研究，他曾出版专著《赤脚医生与中国乡村的现代医学》（Barefoot Doctors and Western Medicine in China, 2012，中文版由社科文献出版社2024年出版）。之前对于“赤脚医生”这一中国历史上特殊的医疗群体的研究往往会将他们塑造成“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中医推行者或中西医结合的形象，并且认为赤脚医生制度的瓦解导致了农村医疗服务的恶化。方小平老师将自己研究的起始总结为两个层面的疑问。一方面是基于分析逻辑的疑问——即之前研究都没有关注到西医是如何进入、发展并与中医结合这一动态过程，而不应是简单的静态描述。另一方面则是他自己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也表明20世纪80年代西医已经在乡村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这两个疑问出发，方小平老师介绍了研究使用的方法和案例的选取问题，强调了当代医疗社会史的好处在于可以进行田野调查，进而获得和体验常识、检验和理解文字叙事的逻辑。但是，考虑到赤脚医生运动是高度同质化的全国性医疗卫生运动，因此需要避免全国性的研究和对样板或者模范案例的研究。而应该是做带着问题意识的个案研究（大题小做），然后回归到问题意识（小题大做）。充分考虑个案的代表性、资料的丰富性、社会关系和避开过于熟悉的家乡等因素，方小平老师最终将研究案例聚集于浙江余杭县的蒋村乡。
从研究资料上，方老师列出了三种类型的资料：文字、语音和物质。对于文字资料，主要是档案、报纸、卫生志和防疫志等，这里方老师特意提醒许多文字资料本身蕴含着话语与权力，这是需要警惕的。而语言则主要以口述访谈的形式呈现，但作为采访者尤其需要注意避免诱导式的访谈。这也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让真实的陈述回到历史的现场。而在理论层面，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为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工具箱”。做中国医疗社会史的问题可能在于因为太熟悉传统的观点和看法，反而难以发现理论的漏洞或者独特的视角。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对职业的、民间的、大众的多元医疗体系的划分以及其他学者关于医疗科层制（医疗社区、技术分层、分工协作、体制化）和医疗职业理论的研究都有助于我们去构建理论分析的框架。最后，方小平老师将结论落在了实证的层面，描述了近代中国乡村动态的多元医疗体系以及医疗体制化过程中形成的独特的“哑铃型结构”等。而对这一项研究的反思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历史人类学叙事的经验和困难，“历史是讲述故事的学科”，理想的历史学研究应该语言简单，然后逐渐穿插观点。另一个则是侧重于对社会学与人类学理论的应用，而非对话，以实证为主，没有上升到以实证为主，没有上升到政治与医学、传统与现代、脑力和体力劳动分工等相关的重大理论主题。
另外两项研究的方法论也是类似的。关于接生婆的研究（Bamboo Steamers and Red Flags: Building Discipline and Collegiality among China's Traditional Rural Midwives in the 1950s, 2017）始于赤脚医生研究过程中接触到的档案，其中记载了五十年在中国施行的“接生员训练班”。该研究的“理论工具箱”主要是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与惩罚》和《临床医学的诞生》。进而，研究可以分为“身份和同事关系的形成”，以及“提高个人和小组的水平”两个部分。前者以接生员培训班中学习纪律的遵守和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活动的开展，还有区域组织化和集体管理为核心，后者则以红旗竞赛为材料，最终构建了一个动态而持续的接生员塑造过程。关于霍乱的研究（China and the Cholera Pandemic: Restructuring Society under Mao, 2021）缘起于世界第七次霍乱大流行和童年时代关于“二号病”的谣言。之前的经典霍乱研究——如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Evans）的《在汉堡的死亡》（Death in Hamburg：Society and Politics in the Cholera Years 1830—1910, 2005）和福柯的《规训和惩罚》都是重要的理论参考资源。该研究的目标是从实证研究出发，尝试做出理论上的贡献，结合流行病学、地缘政治和对外交往等因素最终将研究案例落脚于温州。在内容上，以“流行病与流动”“传染，社会分化与疆界”和“疫情紧急应对，数据与社会结构”三个部分展开论述。最后，该研究认为温州地区的霍乱防控实际上是一场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运动演练，推动了“紧急规训国家”（emergency disciplinary state）的形成，代表了一种新的治理模式。而进一步的反思则主要聚焦于流行病和社会不平等问题以及疆界与共同体这些方面的论述不足。在讲座的最后，方小平老师还提及了医疗社会史的突破方向在于提出新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现代国家形成中的医学与政治，中国的民族和边疆地区研究就是一个可以参考的范例。作为研究者则应该避免针对同一主题，而基于不同地区、不同疾病、不同运动的个案研究，从而形成注释式或内卷式的研究氛围。人工智能带来的冲击则要求学者需要在资料和方法上实现双重突破。
讲座部分结束后，在场的师生对福柯理论的运用、接生婆改造后的社会形象、“哑铃型结构”形成的原因、对霍乱的研究中温州的特殊性和东南亚疾病治理方式以及材料获取问题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方小平老师一一回应，并对讲座中福柯作为“理论工具箱”的应用、接生婆逐渐成为技术和政治上可靠的“模范卫生员”形象以及材料获取和学界研究动态进行了回顾和补充。
撰稿：杨明繁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