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6日在人文楼B206召开科学史系第215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24级博士生卢峰峰同学和23级硕士生廖雨晴同学。
卢峰峰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分支同一性：对个人同一性的一种约定主义解释”。个人同一性长期以来依赖数字同一性框架。时空旅行、裂脑移植、意识上传等各种“分支”（branching）激发了同等延续直觉与同一丧失直觉之间的张力。对分支的主流解决方案都包含经验延续性论题E-C，以及特设且神秘的非分支公理（N-A）。非分支公理是指个人同一性的存在禁止个人的延续性发生对称分裂。但在约定主义视角下，非分支公理对个人同一性并不具有先天必然性和后天有用性。在可设想的未来，人类可能具有多个身体和意识副本。这些副本之间可能作为一个统一体（unity），也可能作为完全不同的个体（individuals），与原个体之间产生某种便利组织个人的内在与社会生活的分支同一关系。
卢峰峰首先指出，在个人同一性研究中，最核心的是 数字同一性——即 A 与 B 是否在严格意义上是“同一个人”。这与 质性同一性不同，质性同一性只要求两个对象具有相同的性质，而不要求它们是同一实物。在个人问题上，我们讨论的是：一个人在 t1 和 t2，究竟什么使得这两个时刻的个体算作同一个人？围绕这一问题，人们发展了三类延续性标准：物理延续性、叙事延续性与心理延续性。然而，无论哪一种延续性理论，都无法摆脱一个挥之不去的难题——分支（branching）。所谓分支，就是指：决定同一性的关键特征可能出现对称的“分裂”，形成两个同等延续者。例如裂脑移植、意识上传、三维复制，甚至时间旅行。现代神经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发展，更使这些场景看起来不再是纯粹科幻。在分支情境中，会出现两种强烈冲突的直觉：同等延续直觉：P1 和 P2 都与原始个体 P 有同等延续性，因此它们都应该与 P 同一。同一丧失直觉：同一个人不能同时具有矛盾属性，因此 P 不可能同时与 P1、P2 都同一。正是在这两种直觉之间的逻辑冲突，使得传统理论陷入僵局。
其次，卢峰峰同学评估了对“分支”的三种主流解决方案。第一类是 诺齐克的最佳候选者理论。它认为：如果两个候选者延续度相同，那就都不是同一个人。该理论看似避免了矛盾，但实际上是一种概念上的排除，并没有解释分支如何可能。第二类是 帕菲特的“生存而非同一”理论。帕菲特认为：个人同一性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延续性。因此分支不会影响“生存”。这一理论富有洞见，但带来了更大的伦理后果，例如责任与惩罚的指向逐渐模糊。第三类是刘易斯的四维主义。其认为分支意味着原本就不存在单一的实体，而是两个“时空蠕虫”在某一区域重叠。这种解释在形而上学上精巧，但经验上难以验证。尽管三种理论差异巨大，它们都坚持了同一条原则，即 非分支公理：个人同一性的存在禁止个人的延续性发生对称分裂。然而，非分支公理本身存在两大问题：（1）特设性：它对延续性理论进行强行限制，只是为了避免矛盾。（2）神秘性：某个体与 P 是否同一，却取决于另一个与 P 毫无关系的第三者。
然后，卢峰峰赞同什么是个人同一性的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依赖于我们的信念、欲望、社会实践与语言使用，这被称为弱约定主义。个人具有形形色色的实现者，例如灵魂、意识、人类、身体等，它可以被处理为一种可多重实现的抽象属性。同一性具有不止一种内涵，例如功能同一性、类型同一性都可以容纳“同一的事物可同时具有矛盾属性”的直觉。约定主义并不是任意主义。它受到三类约束：宽容原则：个人语境中需兼顾自我认同和他人福祉。交往原则：社会实践中需便利责任、财产与承诺的分配。最小修改原则：尽量尊重既有的心理延续性与经验实践。在这样的框架下，个人同一性的定义和事实不再固定，而是可根据有利于组织个人的内在和社会生活的原则优化。
最后，卢峰峰同学介绍了分支同一性的定义和应用。分支同一性允许同一性关系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一体（unity），或一对多（individual-to-many）。它也允许同一“个人”在某些语境中具有矛盾属性。个人发生分支之后，可产生两类不同的分支同一性关系：（1）个人功能同一性：如果 P1 与 P2 能共同实现原来 P 的叙事功能、责任功能，并且在分支后仍然共享记忆、认同，愿意作为一个“统一体”生活，那么我们有理由将它们视为“同一个功能上的个人”。（2）个人类型同一性：两个分支个体失去认同感、产生冲突，不再愿意共享生活，那么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类型意义上都源于 P，但在实例意义上是两个新人。此时社会要求P1和P2承担分支前的原个人的责任，但各自承担分支后的责任。他指出，日常概念往往不是针对所有模态设计的，这带了根据新现实进行概念工程的必要。复杂概念需要在三个阶段中重新设计——碎片化、特征化与应用。个人同一性并非只能是满足数字同一性的实体延续，它也可以在未来被设计为一套能够应对多种个人存在状态的概念工具。
报告结束后，王巍老师、程志翔老师、沈宇斌老师就自己关心的方面进行了提问或评价。王巍老师指出报告在框架上存在科学证据与哲学话语的失衡，以及用实用价值决定个人事实的翻转，需要进一步明确研究问题；在细节上需要明确类型、实例等的形而上学地位。程志翔老师则指出个人分支同一性的具有操作标准还有待完善，避免沦为抽象框架。沈宇斌老师肯定了分支的可能性并认为其需要被认真对待。报告人对这些问题作了初步的回应。
廖雨晴同学的报告《柏拉图与数的技艺》旨在挑战图宾根学派（Tübingen School）关于柏拉图“未成文学说”（Agrapha Dogmata）的阐释。廖雨晴采纳切尼斯（Harold Cherniss）在《早期学园之谜》（The Riddle of the Early Academy）中的论断，主张学园并非传授正统形而上学教义的宗派，其正式教学仅限于作为备学学科的数学，这一点能在《理想国》第七卷和《法义篇》第七卷中的数学教育规划得到互证。所谓“未成文学说”，实质上只是亚里士多德对于未能接触的到的数学知识的一种努斯式怨言。
通过对学园教学性质和判定与亚里士多德学园经历的考证，廖雨晴指出：尽管亚里士多德在学园度过了数学发展的“黄金期”（前367-347年），但他对美奈赫墨的圆锥曲线一无所知，对欧多克斯的比例论也仅有表面了解，其数学案例局限于初等几何。依据《理想国》第七卷的标准，直至柏拉图去世，37岁的亚里士多德尚未具备通过高阶数学训练进入最高哲学（辩证法）的资格。此外，斯珀西波继任后立即抛弃“相数”的行为，进一步证明了学园内部并不存在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权威口头教义。事实上，学园内部不可能存在秘传的统一口头真经，更大的可能性式亚里士多德未能充分接触或理解的、学园内部旨在统一希腊（应用）数学知识的一种知识讨论。
同时，廖雨晴借助雅各布·克莱因（Jacob Klein）的研究，重新审视柏拉图对话中“数的技艺”。尽管柏拉图经常混用两者，但不同于Arithmetike（计数学），理论的 Logistike（计算术）才是真正的难题（aporia），即关于数之关系（Logos/比）的研究，它是一切计算得以成立的基础。廖雨晴试图构建了一个可能的历史叙述（a likely tale）：柏拉图作为数学知识共同体的组织者，在其对话中记录了学园成员（如泰阿泰德、欧多克斯等人）如何试图寻求知识的一性的流动过程，具体而言是，解决希腊知识体中比与比例的一性难题。
报告结束后，师生围绕讲座的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王巍老师首先就计数与计算的义理关联，以及柏拉图辩证法课程的具体实施方案提出质询。对此，廖雨晴以互减法计算术（anthyphairesis，ἀνθυφαίρεσις）为例作出回应，指出在进行实际比例运算时，理论层面的计数知识往往构成其先决考量；而在辩证法课程方面，她援引克莱因的观点，阐释了常现于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假设法”（hypo-thesis，字面意义：置于...之下），将其界定为一种形式本体论意义上的方法。随后，沈梓逸、杨明繁、张桢美三位同学针对报告的论证与结论部分提出了具体的问题，于丹妮同学则引入希腊音乐比例理论的视角丰富了讨论维度。讨论最后，沈宇斌老师针对亚里士多德在数学史上的定位问题提供了具有建设性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