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科学史系在人文楼B206召开科学史系第214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21级博士生徐军同学和21级博士生谢术福同学。
徐军同学报告的题目是“文本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从文献形成与发展的角度看伽利略案”。本次报告从知识史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关于伽利略案的文本知识为何能从17世纪延续至今？它和伽利略案的原始文献以及伽利略本人作品和档案的关系是什么？报告共分为五个部分：回顾伽利略研究的动向，重审伽利略案的文献研究可行性，讨论案件过程和原始文献的形成，梳理伽利略案结束后的文本和知识再生产过程，以及总结伽利略案知识生产持续至今的原因。
徐军首先梳理了近五年来中文和英文学界的伽利略研究翻译进展，中文以翻译作品为主，主要包括传记、审判研究、科史哲研究、伽利略原著等，英文则重点介绍了今年10月最新出版的一部作品《伽利略的名望：十七世纪的科学、信用和记忆》（Galileo’ Fame, science, credibility, and memor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这本书的作者Anna-Luna Post毕业于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现为莱顿大学NOW-Veni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在这本新书中，Post主要讨论了伽利略的名望如何被其同时代的人塑造、以及这一过程对其科学权威的影响。徐军重点介绍了书中和伽利略案有关的一章，作者认为在1633年受审后，伽利略本可能被历史以天主教“疑似异端”的罪人铭记，因为教会禁止了他前一年出版的《对话》并收缴了已有的流通书籍，也暗中排除了此后在意大利出版他任何学术作品的可能，伽利略去世后也未能在圣十字教堂建立墓碑。但他的门徒和朋友们则尽力维护他的名誉，伽利略的一位学生托里拆利在1643年就通过演讲隐晦呼吁纪念伽利略并批评教会对其记忆的压制，哀叹佛罗伦萨人对最著名的伽利略纪念不足，另外一位学生维维亚尼则通过改装门庭的方式来纪念他的老师伽利略，同时弱化审判的负面影响，其他做法还有人在当时直接向教会高层请求质疑审判的公正性、通过诗歌隐晦纪念伽利略等等。在这些纪念活动中，伽利略的名望与他的科学发现、价值追求和审判争议紧密相连。
接着，徐军对上述研究进行了评论。Post提示的伽利略案对其身后名望的塑造不仅体现在他百年之后，也一直延续至今，但上述关于伽利略“记忆”的线索可以追溯到更早。在1610年出版《星际信使》时伽利略就提到，人类记忆容易消散，但聪明才智创造的不朽符号无法被时间和死神夺走。在这本书中，伽利略透露了自己关于“世界体系”的未来写作计划，因此实际上与引发审判的《对话》之间形成了一种文献上的呼应关系。因此，以文献视角来重看伽利略案涉及的相关文本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围绕伽利略和伽利略案的知识生产过程。
接下来徐军说明了伽利略案的原始文献如何形成以及案件审理过程的一个核心争议。审讯共进行了四次，最终判决于1633年6月22日宣布，教廷在六项事实的基础上指控伽利略，包括出版《对话》并违反针对他的1616年禁令、教授哥白尼学说、与德国数学家通信、出版《关于太阳黑子的书信》、擅自解释圣经等，最终以“强烈疑似异端”的罪名判处禁止他的书和对他正式监禁（尽管实际上赦免，只是限制其活动）。然而在实际审判过程中，围绕1615年针对他的关于哥白尼主义的控告和1616年禁止他教授日心说的禁令实际上在当时就出现了两种说法，伽利略所持有的书面版本（来自贝拉明主教）与教会官方记录在措辞上不同，后者更为严厉，要求伽利略“不得教授、持有和捍卫哥白尼学说，以任何方式”，而伽利略在辩护过程中认为自己只被告知“不得持有和捍卫”因此在出版《对话》过程中并未提及这一禁令。教会则认为伽利略隐瞒了对他的禁令，故意违规以欺骗手段获得了出版许可。关于教会禁令的真伪和合法性，从19世纪开始学者们就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1616年的教会禁令是伪造的，有的认为1611年的禁令是真的但因为未公开所以不应作为合法证据使用，因而对伽利略的审判都可能是不公正的。
徐军据此提出，这样一种连续的叙事看似建立了伽利略案原始文献与关于它的文本知识再生产之间的紧密联系，但这种关系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审判结束之后相关档案和文献的命运充满波折。伽利略在1635年就担心教会试图从这个世界上抹去关于他的记忆。1642年伽利略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朋友也担忧他的著作和私人档案还能否流传。作为早期文献保存的核心人物，维维亚尼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包括直接收集伽利略作品和书信、规划出版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双语版伽利略全集、撰写伽利略传记等等。然而，由于宗教裁判所的禁令、资金短缺和健康问题，他的工作进展缓慢，只留下一部伽利略传记。直到1718年，托斯卡纳公国才出版了首版三卷本的佛伦萨伽利略著作集，但回避了其中与教会冲突的内容。审判档案曾在1810年拿破仑占领教皇国期间被运往巴黎，保存状况不佳，直到1843年才重回罗马，1877—1878年第一次完整出版。19世纪后，伽利略的材料开始得到更进一步的收集和整理，法瓦罗在意大利政府支持下主持编撰了国家版伽利略著作全集20卷，也因此成为现代伽利略学术研究的奠基人。法瓦罗在完成伽利略全集的过程中，与活跃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科学史家例如迪昂、萨顿、沃尔威尔（Wohlwill）等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也促使伽利略成为20世纪初科学史学科草创阶段欧洲学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然而自19世纪末以来，欧洲学术界的科学观和史学方法发生了几次变化，科学史领域自身的编史学潮流也几经更替，再加上偶尔零星出现的新材料，使得伽利略案在学术界以及之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徐军列举了在20世纪比较有争议性的几部伽利略案研究著作，并介绍了引起争议的观点或方法，包括Santillana的The Crime of Galileo, Koestler的The Sleepwalkers, Reodondi的Galileo Heretic，Biagioli的Galileo Courtier等。
通过上述文献史和学术史的梳理，徐军指出伽利略案在结束之后依然能引发如此长久、持续的研究和讨论，使得伽利略不断在文献中复活的文本生产状态，就像一部“文本机器”，而其持续运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抵抗遗忘的努力、学术争议的持续、必要的经济和政治支持、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及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的学术眼光。将伽利略案置于“文本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框架之下，有助于阐发文本与语境之间更复杂且多重互动的关系，并探讨审查制度、作者策略、政治神学张力乃至经济支持等关键因素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机制。因此，从文化记忆与跨文明传播的角度，围绕伽利略案的文本并非欧洲中心的封闭链条，而是促使其在全球范围内被不断重新意义化的条件。伽利略成为中外科学史研究的起点，除了思想史、科学史本身的塑造之外，也离不开过去欧洲四百年为挽救伽利略的记忆所做出的努力。
报告结束后，沈宇斌、鲁博林、王哲然、孙承晟、程志翔等老师先后就汇报人的内容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包括史料翻译的准确性、伽利略在中国被不断书写、记忆的原因与欧洲的异同、当前西方学界的伽利略研究总体进展、伽利略形象的起源与更新、“文本知识”“文本机器”的概念、教会内部在出版伽利略案档案和相关学术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背后的原因等。汇报人做了初步的回应，并感谢各位老师为自己下一步的研究和写作明确了方向。在场同学也围绕Koestler的《梦游者》（The Sleepwalkers）补充了相关的作者背景和时代背景，报告人一并表示了感谢。
谢术福同学的报告题为“堪舆流派带来的罗盘形制演化”。报告以中国明清时期至近代的堪舆罗盘为中心，综合风水流派理论、器物形制演化与制作产地谱系三个维度，系统探讨罗盘作为风水知识物质化载体的历史逻辑与技术分化机制。
报告依次分析堪舆知识从“口传—文献—器物”的表达路径，流派分化带来的盘式结构变异，以及罗盘制造传统在不同区域间的技术谱系差异，最终勾勒出罗盘演化的动态系统图谱。首先，报告讲述堪舆知识的传承由“口传心授”到“注疏文本”再到“盘面圈层”的过程，体现了象数体系、方位模型与地理术数在器物载体上的编码化。这一过程使罗盘成为堪舆派别理论结构的“物化文本”，每一层圈、每一分度，都是知识的可见痕迹。其次，通过对形势派、理气派及其“形理合参”操作逻辑的分析，揭示各派在盘面结构上对“二十四山”“纳甲”“飞星”“卦气”等要素的不同组织逻辑，从而形成了“三合盘”“三元盘”“综合盘”等技术差异明显的盘式体系。进一步地，研究考察徽州万安、广州西湖街、福建泉州三大罗盘产区的典型作坊与商号（如汪仰溪、方秀水、吴鲁衡、苏氏罗盘等），整理其工艺特征、圈层模块与落款方式，并结合田野调查与海内外50件馆藏罗盘实物，对其形制展开比较分析。通过梳理“制作产地—学理配置—工艺风格”的三重互动，揭示不同地区匠人如何依据流派需求调整原料、分度、针仓结构与书写款识，映射出器物背后的实践场景与知识范式。综上，厘清罗盘技术从理论到实务的系统化演化逻辑，也为后续开展田野测绘、文献释读与展览策展提供了框架坐标，有助于理解中国罗盘在科技史与宗教实践中的多重文化定位。
报告结束后，现场进行了讨论。王哲然老师就大英博物馆藏“日晷”的命名问题展开讨论，并指出其结构形制可能受西方日晷影响，提示可据此从器物出发拓展更多科学史层面的解读。沈宇斌、程志翔两位老师亦提出了宝贵意见。李峻屹等同学就“三合盘与三元盘之间的形制差异如何映射堪舆师的知识论立场”进行了讨论。会后，孙承晟、鲁博林两位老师就论文的后续完善给出具体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