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9日科学史系在人文楼B206召开科学史系第211期系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刘年凯副教授和22级博士生左宁宇同学。
刘年凯老师汇报的题目是“投石问路：1975年英国机床和科学仪器展览会研究”。刘年凯首先介绍到，学界关于新中国展览史的研究虽日趋丰富，但现有成果多侧重于对特定历史时期各类展览会的宏观梳理，此类研究可以勾勒了展览会历史的总体脉络，但容易掩盖具体事件中的丰富细节与内在张力。该报告聚焦1975年3月25日-4月4日在上海举办的英国机床和科学仪器展览会，这次展览会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如英国在1972年将中英外交关系升格为大使级，此时两国处于关系正常化后早期贸易探索阶段。
接下来，刘年凯从“展览会的筹备和开幕”、“中方：技术评估、交流与‘一场战斗’”、“英方：展览评价与未来规划”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他认为中英双方在此次展览会中呈现出“战略错位”：英方扮演了主动的“投石者”角色，其行动遵循着成熟的商业外交逻辑：通过高层公关疏通渠道，借助技术展示引导需求，意在抓住中国酝酿新五年计划的历史窗口，为其工业品抢占未来的巨大市场。然而，中方的反应则体现出高度的政治审慎与技术务实。在“自力更生”方针和意识形态的背景下，中方更倾向于将此次展览会视为一个宝贵的“技术窗口”和“侦察机会”，其核心任务是进行系统性的技术评估与有选择地借鉴，而非立即进行大规模采购。这种意图的错位，使得展览会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场域。然而，这种错位并未导致合作的破裂，反而在务实的基调下达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英方接受了中方的谨慎，中方则从英方的展示中获取了所需的技术信息。此外，上海作为主办地，其深厚的工业基础、技术情报网络和执行能力，使得此次展览会展现了地方层面在解读、筛选和消化外来技术方面的独特能动性。因此，当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是一个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行业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复杂图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踪此次展览会中被中方重点关注的技术其后续的引进、消化与创新历程，可更完整地揭示技术转移的长期效应。
刘年凯总结到，1975年英国机床和科学仪器展览会是观察冷战后期中国有限度、有选择地对外开放，以及西方工业国如何尝试适应中国独特体制的经典案例，其作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互动空间，交织着技术评估、政治与文化试探，为理解1970年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年凯最后展望，认为20世纪下半叶的工业展览会、科学仪器展览会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富矿，可以为新中国史研究和科学仪器史研究注入新的生机。
报告结束后，吴国盛老师、王巍老师、孙承晟老师、沈宇斌老师、程志翔老师、都基哲同学等在场师生与刘年凯就报告内容进行了进一步交流讨论。
第二位报告人是22级博士生左宁宇同学，报告题目为“循证中医药何以可能？：从‘证候’到‘证据’”。左宁宇同学首先介绍了中医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然后从循证医学的引入与发展谈起，重点阐述了中医以辨证论治为核心的理论体系与循证医学以证据为基础的方法论之间的概念差异与张力，并进一步分析了当前中医参与循证研究所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在方法论层面，报告介绍了循证医学多个适用于中医研究的国际报告标准的扩展版本，随后结合具体研究案例，说明了中医干预如何在循证框架下按照国际通用标准进行操作与报告。
报告首先回顾了20世纪以来中医的现代化路径。
中医学在面对细菌学说等现代医学体系的冲击时，不断做出新的尝试，在走向科学化的同时，也试图保留并延续自身的理论特点。1950年代，“辨证论治”被提出并成为中医的核心理论。在这一背景下，“证候”（pattern）在中医学中形成明确的定义，即综合症状与病理表现的动态诊断单元，区别于强调全过程的“疾病”（disease）与作为单一临床表现的“症状”（symptom）。
与之相对的是循证医学中的“证据”（evidence）概念。“证据分级”概念最早于1979年提出，确立了以随机对照试验（RCT）和Meta分析为最高等级证据的标准。1990年代，循证医学的完整方法论框架在此基础上建立。两者虽然都包含“证”字，但其含义并不相同。
接下来，报告总结了当前中医进入循证框架所面临的两类主要挑战。其一是方法论层面。中医强调个体辨证、动态治疗过程，与循证医学依赖统计学分析和群体效应的标准化路径之间存在明显张力。其二是实践层面。多数中医临床试验存在盲法设计不严、干预不可重复、终点指标模糊等问题。
不过，这些挑战并不意味着中医完全无法循证化。报告指出，辨证论治在结构上对应于西医中的诊断与治疗过程，而循证方法的核心在于利用高质量证据验证治疗与疾病（或症状）之间的关联。由于循证方法本身并不涉及医学体系内部机制的合理性判断，仅关注治疗的有效性，因此可以为不同医学范式之间的治疗有效性比较提供可能。这使得中医的部分治疗方法有机会通过循证的方法获得对其有效性的支持。
随后，报告介绍了循证医学报告标准的体系，以及适用于中医研究的扩展标准。
为了整合研究报告的标准并提升健康研究报告的透明度与质量，EQUATOR计划（Enhancing the QUAlity and Transparency Of health Research）于2006年启动，现已发展为多国协作网络，并建立了涵盖多种研究设计标准的EQUATOR Library。在此基础上，中医领域也发展出如STRICTA（针灸）、CONSORT-CHM（中药复方）等扩展标准。
在介绍了扩展标准后，报告通过分析具体的中医RCT研究，展现了扩展标准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情况。这项比较针灸与克罗米酚治疗效果的随机临床试验采用了双盲析因设计，主要探讨针灸是否能提高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的活产率。在试验中，研究者将受试者分为四组，分别接受有效/对照针灸联合克罗米酚/安慰剂的治疗，并随访至妊娠结局。结果显示，克罗米酚可较为显著地提高活产率，但有效针灸与对照针灸之间的差异不显著。该研究比较严格地按照STRICTA规范进行操作记录，体现出循证方法在中医干预研究中的实际应用效果。
在最新的发展中，循证医学已经把非RCT的研究设计纳入可用于决策的有效证据框架，包括在单个患者身上交替使用干预与对照的单病例试验（N-of-1 Trial）、利用日常诊疗中获得的真实临床数据的真实世界研究（Real-World Study）等等新的研究设计方法，循证医学的证据体系正在从“金字塔式等级”向“多样化谱系”转变。这些新的研究设计方法在中医药临床研究中有极好的应用前景，有望弥补传统RCT方法在中医临床研究中的不足，构建更贴合中医逻辑的研究证据体系。
报告结束后，在场师生展开了讨论。沈宇斌老师建议对“真实世界研究”等专业术语进行更清晰的阐释，同时精简历史回顾部分内容，并表达了对中医研究中是否已有学者实现辨证论治与循证方法深层融合的兴趣。程志翔老师建议在引用文献时进一步强调观点来源，以确保措辞体现学术中立。谢书福博士指出，中医与中药体系本身内容庞杂，“循证中医药”一词概念范围较大，建议进一步明确其所指范围。王巍老师建议对研究问题进一步细化，强调本文着重探讨方法论方面的研究，并增加呈现阳性结果的案例以更好回应主题。吴国盛老师建议报告人在未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时，可以考虑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来审视中医研究的现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