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31日，由中国科学院大学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暑期学校“星象·宇宙·常识：古代中国与世界的知识传统”，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举办主题学术活动“日用知识与视觉文化”，该活动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和科学博物馆承办。活动分三部分进行，包括专题讲座、科学博物馆参观和圆桌研讨。
上午的专题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副系主任沈宇斌副教授主持。沈宇斌老师对暑期学校师生的到来表示欢迎和感谢，介绍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科学博物馆的发展情况。随后，来自海德堡大学的陈茉尼（Monica Klasing-Chen）博士进行《（女）人和机器：从20世纪初缝纫机之描绘与理解谈起》专题讲座。
本次讲座探讨了缝纫机在近代中国如何从一件引发焦虑的新奇技术，转变为融入日常生活的普遍工具。陈茉尼老师首先回顾了学界对缝纫机的研究，随后介绍了本项研究的两大思路来源，即Douwe Draaisma的《记忆的隐喻：⼼灵的观念史》和Jonas Frykman & Orvar Lofgren主编的Force of Habit。这两本书分别讨论了技术发展给身体和心灵带来新概念的过程，以及实践成为习惯并改变原有含义的情形。随后，陈茉尼老师转向缝纫机这一研究对象，指出缝纫机最初被引入中国时，在报刊广告中多以纯粹的、无“人”在旁的工具形象出现，强调其“可能当女工之十”的强大功能。缝纫机在早期引发了一些裁缝的抵制，但在当时的观点看来，缝纫机也提升了女性的家务能力，不影响原有社会秩序，因此缝纫机被认为更适用于女性。在缝纫机的普及过程中，胜家（Singer）公司发挥了重要作用。该公司让广告中出现女性形象，还创办女子缝纫学校，不仅推广了产品，更巧妙地将缝纫技能与女性的角色结合在一起，使缝纫机的操作与保养进入了《家庭常识万宝全书》等出版物，逐渐成为一项“家庭常识”。同时，陈茉尼老师注意到，缝纫机被接纳还得益于一种独特的概念“身体化”过程。她以1935年衡粹女学校编写的《缝机修理学》为例，指出这本教科书虽大量借鉴了胜家公司的技术图解，但在理论阐释上使用了中医的“气”和经络体系。这种做法与晚清部分知识分子用中国传统“气”哲学解释西方机器运作原理的尝试一脉相承。缝纫机也像人一样需要保养，否则会“生病”，因此女性使用者也成为机器的“照护者”，对机器的维护行为也融入了女性传统的家庭角色之中。总之，缝纫机这一舶来品被成功整合进中国本土的观念世界，这一过程反映了文化上的适应与概念重塑，最终消解了社会对新技术的陌生感与恐惧感。
讲座结束后，与会师生围绕史料组织的方法论、20世纪初缝纫机的供应链、机器与身体习惯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下午，暑期学校师生首先参观了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的“电波纪元”“百年器象”展览，回顾无线电技术的演进历程，感知无线电深度介入日常生活、改变思想和习惯的过程，了解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发展的峥嵘岁月。
参观结束后，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陈诗沛博士主持了“日用知识与视觉文化”主题讨论。首先，陈诗沛老师介绍了她主持的“14—20世纪汉字文化圈的常识及其来源”项目组，并请项目组研究成员陈茉尼、季家珍（Joan Judge）、韩嵩（Marta Hanson）、孙萌萌、包筠雅（Cynthia Joanne Brokaw）简要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兴趣和思路。该项目组着重关注面向普通大众的日用类书等资料，探讨历史上通俗知识的选择、整理、绘图和传播等主题。
随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杜新豪和厦门大学助理教授张鹤天分别展开介绍自己开展日用类书相关研究的案例。杜新豪老师以耕织图为例，回顾了从体系化耕织图到农务女红图、日用类书耕织图，耕织图年画的演变过程，探讨了明代日用类书的耕织图所反映的知识和社会环境，如日用类书耕田图中牛的消失、地主的出现等，反映了农民生产生活的经济条件和关系。杜新豪老师提出，自己在研究日用类书的过程中体会到两大难点，一是文本材料非常丰富，二是书中涉及的知识门类庞杂，各门类之间差别较大。张鹤天老师以《日永日短之图》为例，讨论中国古代昼夜漏刻知识的流变与意义。张鹤天老师指出，《日永日短之图》主要出现在日用类书的时令门中，但从宋到清，书中的日永日短数据差异很大，有必要研究这些数据的来源。研究发现，这些图中的数据不乏错误，且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不需要如此精确的时间知识。在此基础上，张鹤天老师分析了日用类书中编入这类“没用的知识”的若干原因。
最后，在陈诗沛老师的主持下，与会师生就日用知识的来源、元代农业知识的转型、时令知识纳入日用类书的原因、不同场景使用时间的差异、常识和日常实践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充分讨论。
撰稿：王泽宇
审核：沈宇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