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9日上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88讲在人文楼B206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布鲁塞尔自由大学（VUB）知识史与知识哲学教授科内利斯·J.·希尔特（Cornelis J. Schilt）教授作为主讲人。他的讲座题目是“艾萨克·牛顿的年代学研究：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探讨了在牛顿手稿研究中发现的、牛顿本人撰写的古代帝国编年史研究。讲座由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王哲然副教授主持。
希尔特教授建议，我们可以从多种视角来看待牛顿的遗产。牛顿既可以被视为一名现代早期科学家，也可以被视为一名学者。牛顿的学问知识远不止在物理和化学方面。正如R.·德维拉米尔（R. De Villamil）在《牛顿其人》（Newton, The Man，1931）中所提到的，“在研究牛顿的阅读书单时，首先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包含了大量希腊和拉丁经典。”科尼利斯教授首先区分了年代学研究和历史研究，认为年代学解释的是时间本身，并对历史研究有所助益，两者不应混淆。
牛顿的阅读和写作实践，为我们重新解读牛顿的形象提供了线索。牛顿的书单包括奥维德的《变形记》（Metamorphosis）（从创世到凯撒的拉丁史诗）、赫西俄德《神谱》（Teogony）、荷马的《伊利亚特》（Iliad）和《奥德赛》（Odyssey）、希罗多德的《历史》（Histories）、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Aeneid）、约瑟夫·斯卡利杰（Joseph Scaliger）作为现代早期年代学研究范本的《时间校正篇》（De emendatione temporum，1608）、詹姆斯·厄谢尔（James Usher）的《旧约年鉴》（Annales veteris testamenti，1650）等大量作品。在牛顿共2000多本书的阅读书单中，超过200本书与年代学研究有关。
希尔特教授在讲座上展示了一幅有关史诗《阿尔戈船英雄纪》（Argonavtica）的地图志（graphia）和一幅象征君主制国家的图像。在考论古代历史和地图志时，牛顿认为，神话学研究同样有助接近历史真相。科内利斯教授的牛顿研究主要集中在牛顿撰写的编年史著作（包含重复使用的材料、对开本手稿等约1万页的内容）以及其他手稿，如《异教神学的哲学起源》（Theologiae Gentilis Origines Philosophicae，1680—1690年代中期，可以与奥维德《变形记》中“人类的四个时代论”作比较）、文章《宗教的起源》（The Original of Religions）和《君主制的起源》（The Original of Monarchies,1702—1706），以及《简短编年史》（Short Chronicle,1717/1728）和《古代诸国修订年表》（The Chronology of Ancient Kingdoms Amended,1728）。但牛顿的编年史也存在着大量争议。
希尔特教授表示，牛顿的年代学研究工作使我们能确定其手稿的日期和顺序。希尔特教授还谈到了牛顿的概要方法论，认为牛顿使用“科学”方法来解决年表中的谜题，试图将所有相关的古代君主制文明纳入一个时间框架内。
主讲内容结束后，在场师生踊跃提问。蒋澈老师认为这次讲座开阔了牛顿研究的视野，并就阅读史与文献学方面的问题与主讲人进行了对话，询问牛顿手稿是否有像这一时期西方类似书抄的摘录簿（commonplace book）一样呈现出某种系统的方法论。希尔特教授则表示，与波义耳等人不同，牛顿手稿在文本汇编上似乎相当混乱，而牛顿撰写年表的方法在牛顿之后也未被后续历史学家采用。
鲁博林老师提问道，牛顿的年代学研究是如何提到“自然”的进程和作用的。希尔特教授解释了自然如何在君主统治帝国（尤其是疾病或衰老）方面发挥作用，以及牛顿认为如何利用对人自然寿命的理解，来为王朝更迭的编年史研究检验数据的可靠性。
一些同学也结合讲座细节向主讲人提出问题，与希尔特教授进行了极具启发性的交流。张晓天老师提问，牛顿为古代神话和教会史考证具体的时间框架，其撰写这些研究的深层目的究竟是什么？牛顿的这种考量可否与培根的“大复兴”计划进行比较？希尔特教授指出，牛顿的年代学研究体现了现代早期科学与宗教问题之间的张力。牛顿不是在为教会提供历史证据支持，而是认为宗教应该回到其本源。牛顿将这种本源形容为诺亚（Noah）。在现代早期，虽然牛顿在实验哲学的方法等问题上反对培根，但和培根确有相似的是，牛顿认为如果人能以合理的方式进行自然探究，习得自然知识，那么人可能会再次恢复这种原初知识。而这最终将服务于道德哲学。
最后，吴国盛教授代表科学史系对希尔特教授的精彩讲座表示了感谢。
撰稿：张晓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