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5日，清华科史哲讲座第81、82讲在人文楼B206如期开展。本次讲座由科学史系吴国盛教授主持，邀请了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哲学系的许煜教授。
许煜教授讲座之前首先指出，今天人们视“技术哲学”为以技术现象为对象的哲学思考。与此相反，他认为技术与哲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或可以说技术是哲学的核心问题，但此前的哲学史始终压抑了对技术的思考，所以需要做的是带着技术的问题回返哲学史，去阅读哲学史中原先被压抑的技术性条件。本次两个讲座可以被理解为这种方法的阐释。
许煜教授上午的讲座从西蒙东在《控制论的认识论》的一句论述入手：“康德只有在《判断力批判》才能处理控制论”。
西蒙东以哲学的方式批判和重构了控制论，试图发展出一种更普遍的控制论。在《论技术物的存在模式》中，西蒙东提出了技术物的具体化过程，从一种进化论的角度理解技术物。同时，技术物和生命是不同的，它只能永远处于成为有机物的过程里，而不能彻底成为有机物。西蒙东将技术物的存在方式区分为技术元素、技术个体和技术组合。技术元素的代表二极管、三极管，技术组合的典型代表是实验室或工厂，实验室中的机器在一起工作。而技术个体是，当一个技术物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主能力时，就成为技术个体。技术个体的自主性体现为，技术个体能够克服偶然性，例如噪音，它能把受到的影响转化为自身的某种新平衡。这种自主能力的核心是建立一种循环的、非线性的因果关系。而循环的因果关系是西蒙东对控制论的反馈概念的翻译和重构。接下来的问题是：康德哲学与这种控制论逻辑的关系是什么？
许煜教授先回顾了早期现代哲学家们的机械论观念。以笛卡尔的《论人》中的管风琴比喻，霍布斯的自然哲学，沃康松的排便鸭玩具为代表，17世纪的哲学通过追思和借用当时的技术，试图用线性因果关系来理解包括生命在内的所有事物。线性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设想为原因和结果在单一链条上传递引动。它的两个问题是：1、它无法处理环节丢失的问题，2、必将由于无限后退而诉诸第一因。
许煜教授进一步指出，康德在前批判时期已经在讨论动物的身体是如何可能的，后来又在《判断力批判》中系统性地打破了机械论的线性因果观。康德构造非线性因果关系的核心概念是反思性判断(reflective judgement)。反思性判断将美的判断和目的论判断联系在一起。区别于规定性判断(determinative judgement)——将普遍的法则应用于个别的现象的判断，在反思性判断中，普遍性的东西并不是预先就已经给予我们的。反思性判断从个别的事物出发来逐步找到普遍的法则。这一寻找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归纳法的过程，而是一个回到自身，再继续出发、重新寻找的启发式(heuristic)运动。换言之，反思性判断也是一个递归的运动。递归的运动需要和单纯的循环运动区别开，重复性的循环的形式是A-B-C-A，而递归循环的形式是A-B-C-A'，回到自身的过程也更新了自身。
反思性判断的递归运动使康德能够通过非线性因果观解释有机体的本质。在有机体中，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都有交互关系。这些交互关系是非线性因果关系，使有机体既是自己的原因也是自己的结果，而不需要诉诸某个第一因。康德还批判了斯宾诺莎，批评斯宾诺莎的因果关系本质上只有必然性，而康德在反思性判断重视偶然性在判断力运作中的作用。康德能够在第三批判中能够讨论非线性因果，一个重要原因是康德与当时的科学理论有广泛的接触和学习，比如布鲁门巴赫提出的构成性驱力(Bildungstrieb)的概念。他将这种科学概念哲学化，给出了递归性的反思性判断。通过递归，许煜教授希望将康德与当代的技术联系起来。实际上这一联系在康德自己的文本中已经发生。比如在康德为第三批判所作的第一个导论（去世后才发表）中，他提到了“自然的技术”的概念。
维纳在他的《控制论》第一章中区分了牛顿时间与博格森时间，牛顿与博格森的对立同时对应着机械的-生机的、重复的-创生的、可逆的-不可逆的对立。维纳认为，控制论则克服了机械论和生机论之间的对立。控制论实现综合的核心概念是反馈和信息。反馈概念和非线性因果直接相关。控制论的反馈是将系统的输出结果作为系统的条件重新输入，从而优化系统。控制论系统具有动态的目的论。线性因果的机械论和神秘化的生机活力综合在以非线性因果自我更新的控制论机器中。换言之，控制论机器能够以可理解的方式模拟有机体生命的生存方式。
康德的第三批判是尝试以非线性因果的反思性判断克服机械论的哲学史节点。康德使有机性成为了哲学思考的新条件，并依据这一条件进行了初步的系统论述，而控制论是这一条件在20世纪的表达和终结。20世纪下半叶在控制论理念下发展出的递归性的技术（特别是指信息技术）与康德第三批判对有机性的理解是内在一致的。而康德通过使有机性作为思想条件，分别为道德、美学、政治三个方面的欧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如果有机性是欧洲思想和技术现实的重要的条件，那么李约瑟希望直接通过中国的有机主义来解决欧洲的技术之“危险”的方案需要重新被思考。康德指出的哲学思考条件在今天已经几近“终结”，许煜教授呼吁大家通过今天的技术条件来重新阅读哲学史，以寻找能够克服控制论机器的当代哲学思考的新条件。
讲授结束后，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积极提问，向许煜教授请教了关于西蒙东研究的学术史，康德的反思性判断与偶然性的关系，康德式的自由是否真的可被控制论构造和模拟等问题。许煜教授对这些问题一一做出详细解答。
下午，许煜教授进行了题为“斯蒂格勒、柏拉图与秘法学”的讲座。
许煜教授以斯蒂格勒早期的一篇著作《珀耳塞福涅、俄狄浦斯和埃庇米修斯》其中的一句论述入手作为下午讲座的引导线索：“理型(eidos)既不存在于世界，也不存在于意识，但没有理型便什么都不会有。”
在《美诺》中，苏格拉底提出了著名的美诺悖论：如果我们知道甚么是美德，那我们就不用去找； 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那就算让我们碰到了，也认不出来。苏格拉底解答：我并不是不知道，而只是遗忘了，通过回忆我可以记起甚么是美德。柏拉图的理型不存在于现象世界，也不存在于意识中，而是通过回忆才能通达。在《斐德若篇》中，柏拉图提供了另一个关于灵魂的神话。人和神的灵魂骑马到天穹之上。神的马两匹都是白色的，因而轻盈而顺利上升。人的两匹马中有一匹是黑色的，并不驯顺，两匹马争执打架，所以会堕落到地上，这就是人的灵魂轮回的原因。只有部分人的灵魂，比如哲学家的灵魂，能够生出翅膀而上升到天穹上去。哲学家通过回忆能够“看到”美的理型。而为了获得关于这种理型的知识，我们需要关于回忆的工具或技艺，比如书写技艺。通过书写技艺这一记忆的载体，我们才能够回忆。但同时，回忆的载体具有双重性。《斐德若》提到，书写作为记忆的载体，同时也是失忆的原因。德里达和斯蒂格勒通过这种技艺的双重性来理解技术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技艺在柏拉图中是一个不可或缺又被压抑的东西。
许煜教授进而指出，要理解后半部分“没有理型便什么都不会有”，需要进一步回到《会饮》对爱欲的讨论。《会饮》中隐藏着某种宗教性或者秘传性的仪式，并在苏格拉底对爱欲的讨论中展现出来。苏格拉底是借助狄奥提玛(Diotima)之口，回忆狄奥提玛所说来讨论爱欲。换言之，苏格拉底需要一个老师来教导自己什么是爱欲，不少古希腊学家从文本推测他有可能参与埃莱夫西斯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而狄奥提玛是他的启蒙者。在这些仪式（一小一大）中，参与者进入到了一个上升和启蒙的过程，可能看到一些在平常生活中看不到的东西。什么是爱欲(Eros)？根据苏格拉底的讲述，Eros既不是美的也不是丑的，既不是富有的也不是贫乏的，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Eros是富裕之神和贫困之神的孩子。爱欲是对欲望之物的追求，我们尚不拥有这一欲望之物，所以才会欲望之。但我们同时永远不可能拥有欲望之物。
欲望之物与理型之间具有一种类比的关系，它同样不是在世界上已经给予或者可以获取的东西。一方面，我们无法拥有欲望之物；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个欲望之物，甚至一切都不可能了。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来说，理型是不能被实验证明或检验为存在的。然而，我们需要理型和欲望之物才能生产出科学、艺术、哲学、文学。不存在于世界和意识中的理型与在世界中存在的我们之间将某种技艺当作中介。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中揭示了书写技艺对理型的增补作用。这一逻辑能够过渡到斯蒂格勒的理论，他在柏拉图《会饮篇》中看到了可称为秘传或秘法学的东西。秘法学通过技艺中介追求爱欲之物。
许煜引用斯蒂格勒的论述并解释认为：在今天，欲望经济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驱力来驱动的，已经不再是欲望的经济。欲望和驱力的区别是：驱力是类似于本能的东西，驱力经济是被消费技术系统所支配的群体的驱力运转模式，如上瘾；而欲望的经济则是面向欲望之物的投资。催动斯蒂格勒做这种重新阅读的问题意识是：在目前的技术发展、工业化发展的境况下，对欲望之物的追求如何能重新成为欲望经济的一部分呢？这既是对当代技术条件的批判，也是呼吁通过理解和改造回忆的技艺载体来重现对理型和欲望之物的追求。也就是说，我们需要重新发明一种新的力比多经济。它不是一种驱力的经济，而是一种欲望之物的经济。斯蒂格勒批评西蒙东那里没有一种政治哲学。不过批评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西蒙东的个体化理论吸收进来，让个体化理论呈现为一种上升的方式，即一种对理型的追求的理论。
讲座结束后，师生们再次与许煜教授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大家就秘传所触及的理念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念，秘法学这一术语还可以如何翻译，这一语境下的eidos和拉康的对象a、以及思辨实在论的关系，eidos是否本质上还是技术化的等问题进行提问。许煜教授依次对这些问题做了详尽的回答和讨论。
撰稿：王子来
审核：许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