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22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了第173期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副教授蒋澈老师和助理教授刘骁老师。
蒋澈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古罗马普林尼《自然志》中农学与药学知识的书写”。在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自然哲学、药学、农学三条分立的知识传统统一为一门“自然志”学科（Ogilvie, 2006）。在这一过程中，老普林尼的《自然志》作为一种结构很特殊的文本发挥着特殊的作用。《自然志》的特点是全面地记述了关于动植物的农学和药学知识，但普林尼并没有把所有与植物相关的知识都编排在一处，而是明确地将关于植物本身的知识与关于植物药的知识在篇章上区分开来。同时，《自然志》的农学和药学部分有较好的平行对应。普林尼著作的上述特点在古代文本中是比较突出的。蒋澈认为，老加图的《论农业》构成了一种合适的比较对象，可帮助理解普林尼在编纂《自然志》时的文本实践——加图《论农业》同样论及药学知识，被普林尼在《自然志》中大量使用。Friedrich Münzer在19世纪的研究已指出普林尼在处理农学和医学部分时面临的不同知识处境，也对普林尼利用加图文本的方式作出了基本的考察。在《自然志》中，普林尼对以甘蓝为代表的传统罗马药用植物有详细的介绍；同时，甘蓝也是重要的农作物，在加图《论农业》中多有记载。在一些地方，普林尼对加图《论农业》中论及甘蓝的内容有较大的改写，二者在文本风格上也有显著的差异——加图《论农业》更类似操作指南，其文本以治疗方法为中心；普林尼《自然志》则对药方只简要列举，其文本以甘蓝本身的性质为中心。对甘蓝这一对象，普林尼精细地划分了农学和药学知识的文本边界，在甘蓝种类、甘蓝烹饪等主题上尤其明显。那么，是什么使得这种农学知识与药学知识之间的并置关系成为可能呢？首先，普林尼建立了一套医学起源史和农学起源史的叙事，从而在历史观层面（而非具体知识内容层面）为农学和药学建立起一种平行的关系，这一关系又通过“有用性”（utilitas）等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和巩固。其次，普林尼在文本衔接处也通过论述“疾病”（morbus）而为农学部分和药学部分建立了过渡。从存世的《自然志》衍生文本和中世纪同类文本来看，普林尼在农学和药学两条知识传统之间努力构造的平行关系，在古代晚期和中世纪似乎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维系。但是，通过对普林尼《自然志》这一重要个例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反思博物学知识的统一性在不同文化语境中有何种历史表达，进而帮助我们开展东亚博物学史的新书写。
王巍老师、吴国盛老师、张晓天老师、鲁博林老师、沈宇斌老师等与会教师就普林尼对希腊医学的态度、古代historia观念、自然志与自然哲学关系、农学文本中的医学类比、古代文本对技艺起源的叙事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刘骁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民国海洋气象学的发展：以定海测候所为例”。海洋气象学属于气象学的主要分支之一，通过研究民国时期中国海洋气象学知识的发展状况，有利于梳理我国气象学的发展历程，而对于定海测候所的关注则将视角聚焦于我国本土气象台站的建设与运行，可以更好地佐证和解读民国海洋气象学的历史。报告人首先简要介绍了民国时期海洋气象学的相关气象台站，包括海关所修建的气象观测站点，法国传教士建立的徐家汇观象台，以及1920年代后的青岛观象台，从而阐释我国海洋气象学的发展存在对海洋关注较少以及缺乏专门人才的问题。然后，报告人介绍了民国时期重要的海洋气象学家吕炯，以及在他的推动下，定海测候所的建设历程。报告人强调了在定海测候所的修建计划中对于渔业的重视，并展示了定海测候所在资金筹集、选址、人事任用等方面的工作，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民国气象台站建设的真实情况，以及海洋气象学知识在其中的作用。对于定海测候所建成后的阶段，报告人重点关注了其实际运行情况以及所提供的气象服务，并认为民国时期我国海洋气象学发展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推动的过程。最后，报告人总结了我国民国时期的气象台站建设需要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和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并认为应关注到其中知识的构建过程以及其对气象台站的塑造作用。
在讨论环节，王巍老师建议报告人对定海测候所提供的气象服务的实际情况做进一步研究，并在论述中突出海洋气候的特殊性从而强调定海测候所的重要性；蒋澈老师认为在定时提供气象服务中存在着现代性相关问题；沈宇斌老师对气象预报与现代时间观念的关系做出点评，并建议报告人查阅当地地方志及相关史料，同时对抗战时期定海测候所的相关信息以及吕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经历进行了提问；孙承晟老师对定海测候所在当时沿海测候所中的地位及其沟通联系提出了问题；刘年凯老师就竺可桢对定海测候所的态度变化以及浙江大学西迁与定海测候所的关系做了评论；谢术福同学对当时气象预报的准确性进行了提问。报告人对上述问题与评论一一给予了回应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