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15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了第172期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21级硕士生阮英特同学和22级硕士生樊一寒同学。
阮英特同学报告的题目是“全面抗战时期晋察冀根据地军事工业技术发展的多样化渠道”。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创办了人民军队自己的兵工厂。晋察冀根据地军事工业生产在为前线输送了大量武器装备的同时，也培养和锻炼了众多技术骨干，创造和改良了很多军工技术。通过探究“缸塔法”制造硫酸、“坩埚炼铜蒸锌”、“雷银纸雷管”等三项在晋察冀根据地诞生的军事工业技术，探讨了晋察冀根据地军事工业技术如何在设备简陋、技术落后、物资紧缺、经济封锁等种种不利的条件下，通过将正确的科学理论和先进的工业技术与当地的设施设备和传统的技术工艺相结合，采取就地取材、土法上马、大胆尝试等不同方式，推动军事工业技术创新发展，从而满足军事工业生产需求。这种因地制宜、土洋结合、自主创新的技术发展模式，为外来技术的本土化和传统工艺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的融合渠道，为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在讨论环节，吴国盛老师、孙承晟老师、张万辉老师与孙逸凡、汪致庸同学等人就报告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提问与交流。
樊一寒同学以“显微镜的发明及早期研究”为题，介绍了硕士论文写作的近期工作。本报告首先从对光的折射现象的理论研究和非平面透镜的技术应用史两条线索简述了显微镜的发明历程。报告主题由三个核心问题串联，第一个问题是，显微镜是否从未被发明过？虽然复式显微镜与望远镜基本同时出现在16世纪末至17世纪初的荷兰，但考虑到17世纪简单显微镜不逊色于复式显微镜的光学性能以及做出过的重要观察，不能将复式显微镜的发明等同于显微镜的发明；简单显微镜与放大镜之间又难以画出明晰的界限。因此确实很难声称具有某种特定制式的显微镜在某个时间点被某人发明了。但是，作为一种研究微观自然的工具，显微观察实践同样出现在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不仅使用光学放大仪器观察自然是新鲜的，以描述和研究为目的将目光投向身边昆虫等微小之物本身也是16世纪后半叶开启的新的实践。宗教改革和新斯多葛主义的兴起逐渐消解了亚里士多德等级森严的存在秩序观念，在过去的卑贱之物中寻找上帝存在的启示现在是可求的了。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墨菲特和荷兰画家霍夫纳格尔父子是这一改变的代表，二人用放大镜研究了昆虫和寄生虫并绘制图像。本报告在作为显微观察作为一种研究实践的意义上，认为可以说二人发明了作为科学仪器的显微镜。
报告的第二个核心问题是，为何与望远镜发明后立即由伽利略做出重要研究引起轰动不同，显微镜沉寂长达半个多世纪，直到17世纪后半叶，才在罗伯特•胡克、列文虎克和斯瓦默丹等人手中迎来研究数量和质量双重高峰的黄金时代？1624年后，意大利猞猁学院在伽利略天文研究的影响下，希望通过显微镜，在生物领域复刻伽利略的成功；在被新大陆新物种冲击的旧博物学的废墟之上，用新方法新材料，重建博物学新秩序。但是，虽然贡献了大量出版物，但他们的这一整体目标最终失败了。首先，切西等人仍旧受限于传统博物学的方法，强调尽可能详尽搜集和描绘自然物的特征；分类思想停留在相似性的层面。其次，猞猁学院强调图像的重要性，但图像越准确，越反映自然的无序和混乱。此外，猞猁学院并无独立的清晰的目标。主要是“复制伽利略在天文学领域的成就”。最后，切西希望寻求显微镜找到隐藏在混乱复杂表象下的秩序。然而显微镜只能带来更多细节、因而制造出更大的混乱。猞猁学院的失败也是显微镜在传统博物学中的失败。
最后一个问题关于显微镜在17世纪后半叶的复兴何以发生。报告本部分以亨利·鲍尔《实验哲学》中的显微观察为核心，结论是鲍尔立足机械论-微粒论，为显微观察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也更合适的解释框架，反之显微镜也通过表现与表面不同的亚可见结构的存在，增加了新哲学的吸引力。但鲍尔在观察和表征技术上有所欠缺。因而他的工作在胡克《显微图志》出版后很快被遗忘了。
报告结束后，吴国盛老师、王巍老师、蒋澈老师、王哲然老师、张晓天老师和孙承晟老师参与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