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6日上午九点，我系博士研究生葛方正在学术例会上作了题为《试析恒星周期概念之于天文学革命的意义》的报告。
葛方正作报告
报告人在论文中对托勒密、哥白尼与开普勒的工作进行了重访，理清了三位巨人处理行星运动问题的主要思路和方法，并以《至大论》为重点案例复述了建构火星运动的过程。论文指出：恒星周期概念的建立与明确化是天文学革命的一个工具性的线索。报告在原始文献所给数据的基础上对火星运动进行了动态复原。完整的重访工作之后，论文得到了这样的理论演进路径：在几何天文传统下，恒星周期意义的完善使行星的距离和次序得以确定，这令行星天文学有了通向牛顿力学的可能。而在以中国古代天文学为代表的数值天文传统下，恒星周期概念不被重视。这也反映了希腊“多天球”行星观念与中国“大数轴”行星观念的区别，后者难以通过视角转换降低理论的解释成本，只能沿着数值处理方法复杂化的路径发展。两种天文学传统的对比突出了以“解释效率”为核心的科学进步观念，强调了文明互鉴对理论进步的重要性。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报告人提出了一种理解科学理论演化的达尔文主义进路：理论的解释效率是判定理论进步的标尺，提高解释精度与降低解释成本同样能实现理论的进步；而当理论精度的提高必须伴随等比例的、甚至更高的解释成本时，这种科学就在实质上停止了进步，陷入“内卷”。
与会同学老师围绕报告中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提问与讨论。吴国盛老师认为论文的内史工作做得不错，但在宏大的科学史中寻找简单脉络的做法值得怀疑，复杂的社会因素可以对报告人以“解释效率”为主导的科学进步观念形成挑战。胡翌霖老师关注到了达尔文主义的解释路径，强调一切形式的达尔文主义都必须明确其环境。张君睿同学就报告中的技术性细节提出了问题。王泽宇同学指出了论文未顾及第谷体系的缺憾。王巍老师有针对性地指出了报告人在使用“局部最优解”一词时运用了达尔文主义中的adaptive landscape概念，并提出在评估理论的进步性时应当“解释”与“预测”并重。报告人在回应中坚持了科学进步的简单原则的可能性，强调达尔文主义给出的是一种有效的动力学解释——这应当是科学史的一个有启发性的研究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