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科史哲讲座第41讲纪要: Alberto Bardi,“托勒密天文学的知识网络”

2021年3月22日08:23:52清华科史哲讲座第41讲纪要: Alberto Bardi,“托勒密天文学的知识网络”已关闭评论 1,401

在讲座开始,阿贝尔托·巴尔迪博士介绍了他的研究视角:以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托勒密及其同时代人为中心,以《至大论》和现存的相关文本和评注为基本材料,采用“知识网络”(epistemic network)的概念来考察托勒密天文学,这一概念涵盖社会、物质及语义诸多层面,需要在这些语境中考察知识的流动和演变。

首先,巴尔迪博士简要介绍了研究的主要文本,即托勒密的《至大论》和《便捷星表》(Handy Tables),后者是一套星表集,为补充《至大论》而作。在《至大论》中,星表从不单独出现,而是为了论证某种数学假设或几何模型,比如通过圆周运动的叠加去解释天体的不规则视运动。托勒密还曾专门提供了《便捷星表》的简要导言,该导言之后单独流传到了几个不同的地方,被称作《计算法》(Psephophoria,或Arrangement and Calculation of the Handy Tables), 解释单独星表的用法。对此后古代及中世纪的西方和东方地中海、中东地区有着深远影响。另外,托勒密最重要的两位评注者是亚历山大里亚数学家帕普斯(Pappus of Alexandria)和提昂(Theon of Alexandria)。帕普斯活跃于公元300到350年,现存他对《至大论》评注的残篇;提昂生活于公元4世纪下半叶,是历史上可考的最后一名缪塞昂宫成员,他发表有长短两篇对《便捷星表》的评注(The Great and The Little Commentary to the Handy Tables)。

对上述材料做过简单介绍后,接着便是巴尔迪博士研究的重点所在,即作为知识网络的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是希腊化时期的学术交流中心,自公元前30年起纳入罗马疆域。其中,缪塞昂宫作为当时制度化的学术机构是该研究所关注的核心场所。在这里,巴尔迪博士引用了德国马普科学史研究所雷恩(Jürgen Renn)教授的定义:“知识网络此处理解为包括知识的传播和转化在内的社会网络,是构成任何知识体的基本机制。”而在巴尔迪博士的研究中,缪塞昂就形成了一种希腊科学的知识网络。在当时围绕缪塞昂形成的知识体中,文本作为知识传播和演变的媒介无疑是最核心的研究材料,特别是《至大论》、《便捷星表》及其相关文本。那么,巴尔迪博士认为首要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有做评注的需要,《至大论》和帕普斯和提昂的评注之间又存在何种关系?其次,这些评注是当时的教材吗,或者说,如何理解这些评注文本?

巴尔迪博士以《至大论》的第三卷为例,分析了《至大论》原文文本的严整结构和语言形式,相比之下,帕普斯和提昂的评注便发生了一些差异,如帕普斯和提昂会引入一些托勒密所没有解释的来自欧几里得的文段或其他权威文本,而且会更加关注星表。这种对比同样可见于《便捷星表》的相关文本,如提昂的《短篇评注》(The Little Commentary to the Handy Tables)就只是提供了使用星表的操作说明。总的来说,巴尔迪博士给出了部分他的研究结论:句法由复杂变得简单,缺失了本轮和偏心圆的概念,更关注星表操作使用,等等。此外,巴尔迪博士认为,星表就是亚历山大里亚知识网络的重要节点,各种论著和评注都指向星表——亚历山大里亚对《至大论》的评注十分强调星表的写法和制作。此外,要分析“知识网络”的还需对知识的传播进行研究,这需要利用现代校勘本,也需要检视写本和纸草文献。“阿拉伯文-拉丁文托勒密文献”(Ptolemaeus Arabus et Latinus)这一在线项目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利用各种史料的可能。

最后,也是巴尔迪博士研究的第四部分,以“真正哲学家”(true philosopher)观念为例分析“知识网络”的具体历史样貌。托勒密本人区分了两种通过天文进行预测的方法,第一种有着更高的确定性的、通过几何证明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第二,通过天体本身的物理特性研究它们在事物中所带来的变化,也就是占星术。对于托勒密而言,“真正哲学家”应该是由《至大论》、《占星四书》中所描述的方法加上天文表共同构成的。但是在2世纪后,托勒密的这些观点在传播中出现了问题,特别是在传授“真正哲学家”这一观念上的困难。据帕普斯和提昂所言,人们并未能通过几何证明来学习托勒密的理论,而最终只是通过简单的方法掌握了许多《便捷星表》中的问题。因而,最终被掌握的更多是无关几何证明的星表实践。其后,在中世纪的伊斯兰地区和拜占庭,“真正哲学家”的概念也发生了诸种变化。

在讲座结束,主持人王哲然老师向巴尔迪博士表示了感谢。其后的问答环节中,王巍老师对“知识网络”概念提问;王哲然老师就星盘等古代天文学的物质方面同巴尔迪博士进行了讨论;蒋澈老师与巴尔迪博士探讨了天文学有关的古代纸草文献状况,以及是否有可能通过比较研究发展出一种希腊化时期与古代晚期自然科学领域内诸种“知识网络”的类型学(typology)。其他学校的师生也就天文学史的若干主题进行了提问。

 

供稿:史艳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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