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新京报记者 何安安
“科学”二字在今天，几乎是人尽皆知的词汇。但要回答究竟什么是科学，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科学的萌芽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也仅独属于它的诞生地希腊。科学拥有确切的价值标准和研究目的，并对公众产生深刻影响，得到社会认可，则是近几百年才有的事情。
为了向大众普及科学与科学史，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数十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他先后创作了《科学的历程》《什么是科学》《科学史笔记》等相关通俗论著，每一本都极为畅销。科学史是跨越科学与人文的学科，而当初之所以选择这个领域，与吴国盛本人的经历息息相关。
吴国盛，现任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科学史系系主任、清华科学博物馆馆长。
15岁时，吴国盛考入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进入研究生阶段以后，他选择了哲学系自然辨证法专业，跟随黄耀枢攻读科学哲学。1990年前后，吴国盛翻译出版了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柯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之后又陆续出版了《自然本体化之误》《希腊空间概念》《时间的观念》等著作，《科学的历程》也创作于这一时期。2016年，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开始组织创建科学史系，主攻西方科学技术史、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以及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等学术方向。
近日，吴国盛的新著《科学的故事·起源篇》，经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借此机会，新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一次采访，从科学史这一话题生发开来，探讨了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吴国盛认为：“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
《科学的故事·起源篇》，吴国盛著，果麦丨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7月
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
“科学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吴国盛认为，科学并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普遍文化现象。技术是，但科学不是。那么在历史上，科学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呢？
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吴国盛详述了科学的起源和发展历史：希腊城邦文明被视为科学的诞生地。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4世纪，科学在希腊城邦文明中诞生。公元前4世纪到公元2世纪，在希腊化地区茁壮成长。托勒密埃及的首都亚历山大城，成了古代世界的科学中心。但这之后，征服了希腊人的罗马人，并没有传承希腊人的“科学”。“科学”在罗马受到冷落，逐渐式微。
雅典古希腊剧场遗址，希腊悲剧的诞生地。吴国盛摄。《科学的故事》插图。
吴国盛概括道，“纵观科学的历史，是一部在希腊诞生，在罗马边缘化，在中世纪被遗忘，在伊斯兰世界被继承，在近代早期的欧洲被复兴和重建，在19世纪被力量化的历史，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基本上没有交集。”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以后，科学才得已向世界各地传播。
那为什么是古希腊人创造了科学呢？吴国盛指出，科学是自由的学问，而希腊城邦文明正好提供了自由学术的三大基本条件：摆脱了生存压力的闲暇、自由的言论空间、对宇宙奥秘的好奇心。其他地区，或多或少缺少这三个条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在古希腊之前，两河文明、埃及文明都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金属冶炼、文字、城市、高大的神庙和陵墓、精细的手工业、知识分子阶层，都十分发达；在古希腊同时或稍晚后，地球上又出现了更多辉煌灿烂的文明，也积累了各式各样的神圣知识和实用知识。但是，科学，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希腊的产物，而且在希腊文明式微之后，科学的火种也时断时续、奄奄一息。正是对希腊科学的复兴，才产生了现代学。”
雅典卫城 吴国盛摄 《科学的故事》插图。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提出了知识三个阶段和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经验”，这种经验知识属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第二种是“技艺”，也就是“知其所以然”的知识；第三种是“科学”，也是最高级的知识。科学与技艺的区别于，技艺有功利目的、服务于日常生活的需要，而科学没有功利目的，只是单纯为着知识本身。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科学”从没有在希腊之前的古老文明中出现过，也没有在受希腊文明影响的世界之外出现过。在这里，吴国盛认为，“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
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
科学（Science）是一个日译名词。按照我们现有的概念，科学是建立在可检验的解释和对客观事物的形式、组织等进行预测的有序知识系统，是已系统化和公式化了的知识。但这似乎并不能解释我们对科学的所有困惑。到底什么是科学呢？在2016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一书中，吴国盛用六个章节的内容试图回答这个问题。
在这本书中，吴国盛首先强调了科学这一概念在中国的两种基本用法：一种用法是指某种社会事业，指一个人群以及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就是科学家或科研工作者所从事的科学技术事业；第二种用法是指某种价值判断，我们常说的这样做不科学，就代表着这样做不对，不正确，也就是说，科学是正确的、合理的、高级的、先进的、好的东西。
吴国盛认为，中国人对科学概念有两种误区：要么将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工具；要么将科学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人类智力成就。但事实上，科学成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是19世纪以后的现象，“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于自由人性的追求，因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文化现象。”
需要注意的是，将科学等同于科技，并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吴国盛说，中国人学习和引进西方的科学，是从19世纪才真正开始的，这个特殊的时机，恰好也是科学进入了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新阶段。科学中有技术，技术中有科学，彼此难解难分。
吴国盛表示，近代科学是希腊理性科学与基督教唯名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人类中心主义世界观、“数学加实验”的科学方法。而现代科学起源于希腊科学的复兴，以及基督教内在的思想运动，对力量的追求、对自然的控制和征服是现代科学的主导动机。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在博物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独特且强大的科学传统。吴国盛曾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就科学而言，中国传统的优长之处不在数理科学，而在技术和博学。”
历史上，世界科学中心有过数次大转移，分别是雅典、亚历山大、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以及美国。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转移发生在二战时期，世界科学中心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示意图 :雅典至亚历山大，意大利至英国，英国至法国，法国至德国，德国至美国。《科学的故事》插图。
从“科学家的科学史”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
那么，什么是科学史呢？简而言之，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
吴国盛提出了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的概念。和历史一样，科学史有着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层次指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诉说；第二层次指对这种诉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他强调，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有着密切的关联。二阶科学史也被称为“科学史学”或者“科学编史学”。想要回答什么是科学史这一问题，就需要了解过去一百多年来的科学史实践。
通史（综合史）与分科史（学科史），辉格史与反辉格史，所体现的都是不同科学史写作者的历史观。吴国盛说，近代科学本质上是分科的学问，因此科学史一开始都是分科史。
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眼下，吴国盛本人正在忙于撰写学术版的《科学通史》，自然也是希望弥补此方面的缺憾。萨顿在《科学的历史研究》中说，“科学史远胜于所有各种专门学科历史的并列，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所有科学之间的联系，它们彼此合作的成果、它们的共同目标和方法。”而在辉格史与反辉格史中，职业科学史家为了伸张自己学科的自主性，一致持有反辉格史的立场。
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而科学家主导的中国科技史研究带有明显的理科色彩。
《科学的历史研究》，[美] 乔治·萨顿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
在日常语言中，“科学”特别容易被说成“科技”
新京报：从1996年《科学的历程》首次出版，到这次《科学的故事》出版，已有近25年的时间。这其中你个人对科学和科学史的认知有发生一些变化吗？为什么最新一部作品会想要重新回到科学刚开始的地方讲起？
吴国盛：中国人对科学的传统看法，一是科学与技术不分，二是科学代表着人类社会积极和进步的力量，三是对科学成就保持着惊奇和赞叹。我的《科学的历程》差不多也有这些倾向。实际上，对于一个专业的科学史家，他需要明确意识到科学与技术的区分和联系，需要有意识地拒绝简单的历史进步观，需要更多地了解科学成就背后的多种因素，而不是单纯的赞美。《科学的故事》有更多的专业眼光。作为一部历史书，从开端讲起是很自然的。
《科学的故事》是一个系列，第一本是“起源篇”，主要讲希腊科学的起源。希腊文明离中国很远，为国人所不熟悉，但却是“理解科学”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新京报：研究科学史的意义是什么？扩大科学史的社会影响有哪些现实意义？
吴国盛：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科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做科学”，而忽视了如何“理解科学”。科学史学科的作用就是弥补这一空白。由于缺乏对科学深入的理解，我们的科学教育、科技政策的制定、科学家的研究活动，都有可能失之狭隘、陷入误区、创新乏力、不能持久。大众对科学史的无知，也容易助长对科学的诸多误解，产生对科学的盲目崇拜或盲目反对，这是科学史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意大利画家拉斐尔·桑西于1510～1511年创作的壁画《雅典学院》。
新京报：在《科学的故事》的前言中，你提到中国人在“理解科学”方面缺课甚多，也因此付出了很多代价。我们应该厘清哪些概念？
吴国盛：正像书中所说，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和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这种误解的原因，一是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传统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科学精神；二是近代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才学习西方科学，加强了这种误解。
今天应该重新把“理解科学”这一课补上，消除这个顽固的误解。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等学科将有助于这个“理解科学”的事业。我们中国人默认的科学观的核心，就是“科学”与“技术”不分。在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语言中，“科学”特别容易说成“科技”，可是“科技”二字深究起来，更多的是指“技术”，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简称。这说明，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是将“科学”和“技术”混为一谈的。
新京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创系已有三年多的时间，在创系之前，也有人提议叫科技史系，但你坚持了科学史系的命名。
吴国盛：在现代汉语的使用习惯里，“科技”通常就意味着“技术”，但“科学”却可能包含基础科学、应用科学（现代技术），比如中科院就有“技术科学学部”。
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科学与技术基本上没有关系，当然，任何科学的发展总是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即使是最纯粹的科学，也需要文字记录技术，说它们基本上没有关系是说，技术并不决定科学的发展，科学也不决定技术的发展。直到19世纪，这种彼此不相干的状态才被彻底打破（当然这种打破也有一个过程），科学与技术处在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的关系之中。虽然这样说，但它们之间的相对区分还是存在的，不然的话，也没办法说它们之间的关系。简单地说，现在的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一个连续谱，一端是纯科学，一端是纯技术，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彼此难分。
新京报：那么，到底什么是科学史？了解和研究传统科学对现代科学有哪些价值？你曾经提到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
吴国盛：科学史就是科学的历史，门类众多。上面讲到几种划分方式，还可以从研究方法进行划分，比如有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科学编年史等。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科学史研究的目的并不是为现代科学服务，它有自己的内在目标，当然它有外部效应，比如帮助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科技政策制定，但对现代科学本身则价值较小。
说“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主要是指它对科学教育的积极意义。阅读经典是通识教育常用的方法，阅读科学经典是在通识教育中加入科学内容的最好方法。
《科学史笔记》，吴国盛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
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
新京报：你特别提到，“中国科技史学科的转变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被纳入人文学科会对它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科学史和科技史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在一些地方（特别是提到国内时）会习惯用科技史的表述呢？
吴国盛：科学史学科发展中有一个从“科学家的科学史”到“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过程。一开始是由著名科学家来主导，慢慢过渡到科学史家自己主导。中国的科技史学科被归为理学门类，反映的是“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史”，而科学史家主导的科学史通常是史学。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反映是科学史学科的成熟和独立。在学术界，科技史指的是科学史、技术史、农学史、医学史的简称。
纳入人文学科，从学术管理角度就比较顺，学术资源的分配就比较合理。现在科技史虽然属于理学门类，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里并没有专门为科技史切下一块来，相反，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更多地从社会科学基金申请课题，但社科基金同样没有为科技史设立专项，学者们只能通过哲学中的科技哲学和史学中的专门史来申请课题。如果科技史正式由理学转入史学门下，社科基金就可以为科技史专门设置课题指南。
新京报：你曾经就读地球物理系空间物理专业，后来又转入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攻读科学史与科学哲学，你认为科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什么促使你从科学转向了哲学和科学史的研究呢？
吴国盛：在现代学科分化的条件下，哲学和科学完全可以不发生关系；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哲学是万学之祖，现代哲学仍然扮演着促进“统一知识”的角色。那些不满于现代知识体系过分分科、喜欢追求知识统一性的人，就容易倾向于哲学。我大概属于这种情况。
新京报：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你提到从竺可桢、钱临照开始，我国科学史研究最早是由声名卓著的科学家主导的“科学家的科学史”，往往是专科史，是辉格史，服务于理科教育的目标。研究队伍逐步向高校转变，对于科学史的发展有哪些好处？
吴国盛：我在《科学史笔记》中讲过，中国的科技史学科与国际同行一样，也经历过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转变的过程。早期都是一些著名科学家在做中国古代科技史，比如竺可桢的中国古代气象史，钱临照的墨经中的物理学史，梁思成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刘仙洲的中国古代机械史，柯俊的中国古代冶金史，席泽宗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大约从2000年前后，新一代拥有科技史博士学位的科学史家登上历史舞台，完成了这种转变。中国科技史学会的历任理事长也是一个标志，头几任理事长从钱临照、柯俊、卢嘉锡、席泽宗到路甬祥都是科学家，从2004年第7届理事会开始，理事长就都是职业科学史家了。
中国科技史学科转变还有一个维度就是由理学向史学转变。在理学阶段，这个学科的发展主力都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在高校的理科院系中只有零星的从业者，而且大都被边缘化。在高校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在人文学院下面成立科技史相关的系、所、中心，也就是认可科技史是一门史学学科（尽管在国务院学科目录里，科技史仍然是理学学科，这是历史惯性），是一门人文学科。
高校力量大、人员多，而且天然地有持续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是任何一个学科发展的天然沃土。像中国科学院很长时间因为没有自己的本科生，研究生质量持续下降，不得已自己亲自办大学，虽然“中国科学院大学”名字听起来挺奇怪，但也说明了，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更不要说，科学史学科是一个文理综合学科，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
《哥白尼革命: 西方思想发展中的行星天文学》托马斯·库恩著，吴国盛、张东林、李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月
新京报：科学史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如何？
吴国盛：科学史现在是一个独立而又庞大的学科，说独立是指科学史的研究人员不再是退休科学家的业余爱好，而是拥有科学史博士学位的专业科学史家；说庞大是指从业人员众多，研究领域辽阔，包括有学科史（如数学史、物理学史、化学史等）、国别史（如美国科学史、中国科学史）、断代史（如中世纪科学史、19世纪科学史）、专题史（如科学革命、科学与宗教、启蒙运动与科学）。
西方科学史界主要的成果体现在科学革命领域，从科学史学科发展的开始，16、17世纪科学革命就成了最有才华的科学史家的用武之地，产出了许多经典著作，比如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库恩的《哥白尼革命》、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夏平的《利维坦与空气泵》。
我自己目前在撰写一部科学通史，用做本科生的教材，也是我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国内目前类似的著作，通常不是专业科学史家写的，往往忽视了近半个世纪以来国际科学史界的最新研究进展，重复的是1950年代的看法。科学通史教学，需要一部吸纳了国际科学史学界最新研究成果的新教材。
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是现代科学霸权思想的体现
新京报：你在前面提到，高校才是任何一个学科的真正生长点，而且只有在高校才会有这样的文理综合训练。现在国内科学史专业的学科建设情况和发展情况如何？国外呢？
吴国盛：科技史在我国的学科目录里属于理学一级学科，但这个学科目前很弱小，目前全国只有12家博士点，16家硕士点，共28个学位点，更重要的是，在著名的综合大学里，缺少科技史学科。比如C9联盟高校里，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均没有科技史学科点，其中浙江大学本来有硕士点，但后来又自己取消了。
国际上，通常越是综合大学、越是名校，就越有可能设置科技史学科点。美国目前有50多个科技史的研究生计划，相当于我们的学科点，是我们的一倍。我的建议当然是希望大学校长们，特别是综合大学的校长们充分认识到科技史学科的重要性，大力发展这个过于边缘化的学科。
新京报：科学史学科之父乔治·萨顿强调要做科学通史，从字面上看，科学史和科学通史一字之差，但为科学史增添了人文背景，我注意到现在清华大学的科学史系也属于人文学院。不同的学科背景对研究科学史会带来哪些不同影响？
吴国盛：目前的科技史学科自身内部差异很大，有些完全就是理科，在实验室里搞分析，比如有些做科技考古的同行；有些注重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注解，很像是正统的历史学家；还有些偏重概念分析，接近哲学家。我自己做科学思想史，属于最后这一种。
《现代科学史》彼得·J.鲍勒、伊万·R.莫鲁斯著，朱玉、曹月译，纸间悦动|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6月
新京报：你在《科学的故事》一书中分别谈及了现代科学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的关系，比如你提到，整个近代科学，都是建立在柏拉图主义的数学化道路上。其他学科呢，比如博物学与科学的关系？你称希腊数理天文学是古代科学的范本。既然所有文明都有自己的天文学传统，为何只有希腊人把天文学发展成为科学？
吴国盛：20世纪的数学家和哲学家怀特海有一句名言：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就是对于柏拉图的注释史，柏拉图对西方思想的影响就相当于孔子对于中国思想的影响。因此，柏拉图重视数学，当然就奠定了数学在西方思想中的崇高地位。
自希腊以来的西方自然知识，可以分成自然哲学和自然志（博物学）两大传统，其中前者占支配地位，文艺复兴之前，自然志只被看成是一种低阶的自然知识，最多是自然哲学的准备阶段。在自然哲学中，有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两大传统，柏拉图是重视数学的，亚里士多德不重视。文艺复兴以来，一方面是柏拉图传统占用了亚里士多德传统，另一方面自然志传统地位上升。粗略地说，现代科学是柏拉图主义自然哲学与自然志传统（还有新兴的实验传统）的某种结合。
天文学不等于科学，正如算术不等于数学、机械不等于力学。中国的天文学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占星术。希腊人一定要将天象纳入一个永恒不变的模式之中，导致了科学的天文学。我们中国人并不相信可以这样处理天象。为什么只有希腊人如此想？这个不好说，不然为什么我们会说“希腊奇迹”。
新京报：现代医学也是现代科学的一部分。但在网上流传的三大“友尽”话题里，中医正是其中之一。一些观点认为，中医是一场骗局，而理由正是认为中医不符合科学。应该如何理解中医和现代科学的关系？如何理解你所说的，“‘科学’术语的广义化，是现代占支配地位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表现。从表面看，把各个文明中形形色色与自然打交道的知识都称为科学，是一种宽宏大量，其实是一种深刻的霸权思想。”
吴国盛：中医和现代科学从历史上看，当然是毫无关系。非要把中医和现代科学绑在一起说，这就是现代科学的霸权思想。中医只能通过现代科学才能获得合法性地位，这表明了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支配地位。我们都知道艺术并不宣称自己是科学才能活下去，为什么中医一定要说自己是科学呢？
新京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科学，或者说抱有什么样的科学观？近年来有观点认为，一些人过分迷信科学，让原本与宗教对立的科学，从某种形式上也成为一种宗教。
吴国盛：科学主义不等同于科学，也不符合科学精神。伟大的科学家都深知科学的局限，因此都是反科学主义者。爱因斯坦说过：“如果你们想使你们一生的工作有益于人类，那么，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
采写 何安安
编辑 徐伟
校对 刘军
来源：新京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