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9日下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19讲在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清华大学的姚靓博士，她讲座的题目是“瓶子里的国家、科技与社会：从可口可乐到盐汽水，1949-1980”。姚靓博士于2016年获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博士学位，在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等领域内取得了多项研究成就，现为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博士后。
姚靓博士的本次讲座讨论了在1949年至1980年这一中国大陆没有可乐的时间段内，中西文化在汽水上的碰撞。姚靓博士首先综述性地介绍了国内外学者对技术与政治关系的研究，并指出她本项研究所关注的并不是“大科技”，而是日常生活中的科技，具体而言，是要研究消费品汽水是如何与政治、社会、国家结合起来的，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这个特定的经济-政治时期内中国又如何创造、推广了新的汽水。汽水的发明与疾病有关——可口可乐曾作为镇静剂和止疼药。盐汽水的来源则与可口可乐类似，它一开始并非作为大众清凉饮料，而是作为劳动保健饮品而被饮用，具有药品性，这一事实确定了本项研究的基准。
解放前，可口可乐在上海十分风靡，上海曾成为美国本土以外最大的可口可乐市场。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对新中国禁运，由于可口可乐的军需品地位，可口可乐也被列在禁运名单之中。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产生了敌对的情绪，甚至一直到八十年代，报刊都存在着对可口可乐的声讨，将之作为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代表。屈臣氏汽水厂是上海主要的可乐生产厂商，在上述环境下，屈臣氏处境十分艰难。在民族资本家纷纷转型的背景下，1950年，屈臣氏汽水厂尝试改变生产商品，由于此前在可口可乐生产线上已经投入了相当大的成本，厂方一开始设想生产酱油和醋，但因技术问题放弃了这一方案。1955年，屈臣氏的可口可乐生产线被运到北京，和北方的汽水厂合并。上海只剩下最大的一家汽水厂——正广和。
正广和的策略是转型生产盐汽水。盐汽水的生产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和五十年代的整个政治-经济氛围有密切关联。新中国成立后，在疾病防治等问题上，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贫困人口太多，西医难以满足需求，但是中医又不够符合现代西方科学，因此新中国一度把疾病的预防而非治疗放到工作的首位，十分看重与卫生有关的宣传工作。与此同时，中西医结合的过程也已经开始，在“群众路线”下，土科学、洋科学、民族医学开始融合。工人防暑降温工作获得了政权的注意，用盐来防中暑的实践和汽水生产结合在一起。1954年，北京卫生防疫站研制出盐汽水片。1955年，正广和开始研制、生产盐汽水。新生产的盐汽水价格低廉，并免征冷食税，被列为防暑降温的劳动保健产品，不面向消费市场。在劳动局、革委会等的防暑降温宣传中，盐汽水一直有特殊的地位。正广和汽水厂生产的盐汽水在上海各工厂销量极好。1957年，正广和公布了盐汽水配方，各地汽水工厂大量生产同种盐汽水。一直到八十年代，各地方、各工厂还出现了土洋结合的盐汽水生产方法，如避免昂贵的生产线，在厂医务室配置等等。
姚靓博士总结道，盐汽水取代可口可乐的历史体现了1949年至1980年中国政权与日常技术物的复杂关联，根据布尔迪厄的理论，正广和汽水厂也是政治场域理论中的符号的生产者。同时，姚靓博士还提出了城乡差异背景下工人阶级的福利是不是一种“根本性的不平等”（radical inequality）等重要研究话题。
与会师生对姚靓博士的研究产生了极大兴趣，杨舰教授、刘胜利副教授、胡翌霖助理教授及其他师生对姚靓博士的报告做了评论或提问。讲座结束后，姚靓博士与部分系内师生共进了晚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