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3月20日上午，科学史系召开了第166期学术例会，报告人为科学史系博士后张晓天老师和21级博士生徐军同学。
张晓天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沃德箱与水族箱：基于活力原则的19世纪博物学容器与空间的移植。讲座主要叙述了沃德箱（Wardian Case）与水族箱（Aquarium）两种博物学容器的发明与植物远洋运输、生理学、化学、园艺诸领域相联系的历史，探讨了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在引种活体动植物的方法上的知识流动和对自然空间的模拟与转移。在19世纪30年代，纳撒尼尔·巴格肖·沃德（Nathaniel Bagshaw Ward）在密封玻璃箱中的植物发育实验上取得的成功，既是促成大范围跨地理境域的活体植物交换的一个关键节点，也推进了对生态要素的科学认识。作为沃德箱的另一种延续与发展，菲利普·亨利·戈斯（Philip Henry Gosse）对模拟海洋自然条件的水族箱的发明与推广，也与英国水族学和生物化学研究关系密切。在这一时期，玻璃容器从陈列和收藏用具，转换为可以自给保育生物群落的模拟生态容器，并深层次地暗含19世纪的自然哲学对一种动态平衡的生命原则或“活力经济”的理解。当在家庭园艺中应用沃德箱和水族箱在维多利亚时代成为公众知识，沃德箱和水族箱也成为具有各类学会身份的博物学家、业余兴趣社群和从事商贸者之间相互作用的媒介。活跃的通信与交往网络以历史合力的方式共同塑造了真实的科学活动。
在讨论环节，蒋澈老师首先就18世纪德国与法国的活力论和自然经济体系概念与19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对生命概念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提问，王巍老师就沃德对植物在自然条件下受大气纯度、温度、湿度、光照等生态要素的影响的具体研究进行了进一步提问，其他师生则各从沃德箱在全球植物迁移交换与殖民贸易史中的实际使用情况、博物学漫步活动与哪些因素有关等多个角度踊跃提问。
徐军以“伽利略理论及其审判的全球思想史与神话：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出发”为题，介绍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近期工作。
首先区分了狭义和广义的伽利略审判，狭义指1632-1633年前后伽利略因为出版《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而直接遭受的宗教裁判所审讯并最终判为“强烈疑似异端”，广义则包括了自1616年伽利略第一次因为宣扬哥白尼主义而被教会关注，直到1633年审判结束。在此基础上介绍了最近二十年伽利略研究的主要趋势，分别是知识接受、跨文化和跨学科。知识接受和跨文化体现在学者们开始更细致地研究伽利略学说在审判前后流传于欧洲的情况，既包括在耶稣会内部的接受情况，也包括在意大利和罗马之外的法国、西班牙的传播。跨学科则体现在更多来自宗教史、心理史学、社会人类学视角下的伽利略研究，引发了关于伽利略本人、教会内部的更详细的讨论。2020年在意大利举办的一个伽利略国际会议论文集就体现了这些趋势，并凸显了一个核心问题：伽利略审判与伽利略神话的关系是什么？所谓的伽利略神话是指人们心目中的伽利略形象，通常流行于大众，但在历史学家看来是错误的，这种伽利略形象进一步支持了科学与宗教相互对立的观点，在不同历史时期承载了科学客观性、历史进步性、宗教非理性等意识形态功能。
接着，徐军介绍了1633年之后《对话》在欧洲和东亚的流传情况，实际上1635年《对话》的拉丁语译本就在法国出版，1661年第一个英译本出现，所以即使教廷禁止了意大利文版的《对话》，但17世纪的欧洲读者依然有机会了解伽利略对哥白尼学说的辩护。之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先后出现了德文（1891）、日文（1959）和中文译本（1974）。这些翻译在不同时期起到了帮助公众了解伽利略及其科学的作用，但也因为未能与伽利略审判的文献形成相互对照，所以往往强化了教会禁书、迫害科学的形象，因此徐军进一步补充了伽利略审判原始档案文献的留存和传播情况。
接下来，徐军讨论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伽利略理论和审判在欧洲和中国的传播与联系，涉及伽利略的传记书写与翻译、1942年全球围绕伽利略逝世三百周年举办的各类纪念活动、以伽利略审判为案例讨论科学与宗教关系的著作。结合具体史料，徐军分析了1942年在战时大后方贵州的浙江大学、解放区延安、中央研究院和意大利皇家学院举办的纪念活动，进一步指出这些战时纪念活动凸显了不同历史主体的现实关怀，伽利略则提供了一种意义资源，被他们重新解释和修订，以服务于科学家、历史学家或政治家的不同目标。
最后，主讲人对上述历史书写从社会记忆的角度展开反思，借助法国化学史家伯纳黛特（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 讨论拉瓦锡形象与纪念的类似研究，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所谓的神话和历史的关系。伯纳黛特认为传统史学规定了历史学家对错误史实的解构主义任务，与神话和扭曲的记忆进行斗争，但通过更仔细地考察不同叙事的潜在意义，挖掘广泛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对历史现实进行解释学重建。因此就伽利略审判而言，重要的可能不是1632年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1632年发生了什么，伽利略神话在形成个人、集体和社会记忆方面的作用并不会因为历史学家的写作被消除。而这种人类活动对记忆的干预和塑造的观点，实际上伽利略本人在《星际信使》的开头也表达过。
在讨论环节，王巍老师建议可以和国际上的伽利略学者建立更多联系，进一步思考历史学家与伽利略神话之间的关系，孙承晟老师、沈宇斌老师就如何进一步体现本研究的全球史视野给出了建议，蒋澈老师询问了博士论文的具体框架和材料的关系，并在写作方面给出建议。同学们也就伽利略审判是否体现了宗教的缺乏理性、以及与同时期的欧洲女巫审判有何不同展开了延伸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