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某件事情“已成为历史”的时候，意思往往是，它已经“过时”了。
今天的一个物理学家不必去引用牛顿的主张，今天的天文学家更不应该去摆弄哥白尼的模型，因为对于今天的科学而言，牛顿和哥白尼——更不用说亚里士多德或托勒密——“早已成为历史了”。对于日新月异的现代学术界而言，10年前的文献也许就已经过时了，更不用说那些古人的思想了。
但科学史要研究和讲述的，恰恰就是那些对于科学而言早已过时的事物。
那么，为什么那些过时的事情还值得一提呢？过时的东西难道不应该完全舍弃掉吗？
的确如此，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被完全舍弃了，托勒密的天文学，经院哲学和炼金术等等，都被完全舍弃了。如果今天的一个学者还在使用经验哲学的风格探讨哲人石的性质，那么他一定会被主流科学界嗤之以鼻。
然而我们为什么又要在科学史中捡起那些过时的事物呢？
一些作家遮遮掩掩，不愿意承认自己关心那些过时的东西，他们辩解说古代人的那些方法和结论总有一些没有过时的，总有一些最终被现代人继承下来的精华部分，这才是科学史关注的焦点。这就是我在第一讲中提到的辉格式的编史方式，在他们眼中黄道婆比亚里士多德重要。事实上这类作者关心的不是“历史”，而是无历史的东西，是那些貌似永恒的科学真理。
另一些作者大大方方地探讨过时的事物，但只是抱着某种“猎奇”的心态，其实也并不关心这些过时是事物与我们的现实有什么关系。
而我的科学史试图名正言顺地谈论过时的事物——它们不是因为残留下某些精华而显得重要，而是因为“过时”本身所以重要。
“过时”一词不只是一个贴在事物头上的标签，它蕴含了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过时之物首先总是时尚的，它在某一个时代曾经是有用的或正确的，而它的地位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化，因而在另一个时代变得“不合时宜”。
所以每一个过时之物都揭示了时代的奥秘——它为何曾经被人崇尚，又为何在如今被人厌弃？
我们很容易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否定那些事物——它们错了，他们蠢了。然而只有当我们能够对作为整体的时代变迁有所领会时，才有可能真正理解“过时”究竟何以可能。
一个现代人如果坚持日心说，我们也许可以斥其愚蠢，然而古代人之所以认同日心说，却不是因为愚蠢。几千年的进化史并不能让现代人天生就比古人聪明多少，古人不是傻瓜。那些睿智的古代学者之所以会认同那些过时的东西，是出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而我们之所以不再认同那些东西，也是出于我们所处的时代环境。“过时”并不意味着愚蠢或错误，而是“不合时宜”。
古代人因其时代背景而持有成见和误区，但我们现代人就不再有成见和误区了吗？古代科学已经成为历史，但现代科学难道已经跳出历史之外了吗？
阅读历史至少能教我们保持谦逊：我们之所以比古人高明，只是因为我们比他们经历了更多“历史”，从而有了更宽阔的视野。但如果我们抛弃了历史，自以为跳出了历史之外，把古人的“时宜”理解为愚昧无知，却把我们这个时代的“时宜”误认作超越时代的永恒标准，那么我们也终将固步自封。
在科学史中，我们看到古代科学家们是如何受困于他们的成见和定势，又是如何突破了他们的时代，建立起新的时尚。从过时的事物中，我们探究的是时代的奥秘，我们从中体会古代人的时代局限性，也探索着我们自己时代的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