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科学教育，必须先搞清楚关于科学的12个重要问题（韩启德）

虽然尼采说过历史是不可定义的，但我认为恰恰只有通过对科学史的了解和深刻理解，看到了科学的产生过程，才能真正对什么是科学有更确切的认识。

其实，“科学”一词本身就反映了历史范畴。从希腊文的episteme到拉丁文的scientia，一直到17世纪，法语才有了science的说法。

英文中，虽然17世纪就有了science这个词，但直到19世纪，科学从nature philosophy变成了分科的学问，按照一定范式进行的知识的生产活动时，这个词才被广泛用来表达现在科学的含义。

德文的“科学”是wissenschaft，是包括社会科学的，但英文的science只包括自然科学。

19世纪时，日本人接纳了英文的science这个词，那时由于自然科学已经分科，所以日文将其译为“科学”（分科之学）。有一部分中国学者曾把science翻成“格致学”，其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和文字。但由于一些历史因素，中文最终采纳了。

因此，可以用默顿的话来理解：“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和思想感情，属于那些永远影响着科学发展的文化变量”。

科学是否为中性？这是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因为它会影响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和技术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

对于这一观点，存在很大的争议，也很值得讨论，我认为结论取决于从更加悠远的历史和更间接关系，还是从更近更直接的关系来看。由于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使得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居于领先地位，值得其它国家和地区学习，但西方文明也不应傲居于其它文明之上。

各文明相互包容，在碰撞中融合，才能使人类文明更快进步，更加美好。我赞赏费孝通先生的名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在关注科学与文明的关系时，由于问题的复杂性，一定要追求更加充分的考据，开展更加深入的讨论与交流。

但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的发展仅有不利影响吗？并非如此。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也存在一些有利的影响：

第一，中国传统的“有机唯物观”，而非“机械唯物观”，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或许是有利的。

第二，在科学与技术结合越来越紧密乃至融合发展的趋势下，强大的政府功能和集体主义，对于开展“大科学”是有利的。

第三，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是有别于其它国家科学家的最显著的特点，在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发挥着非常显著的作用。

从上世纪开始，可把中国的科学家大致分为四代。

第一代的科学家出生于1890-1910年左右，代表人物有丁文江、竺可桢、叶企孙、苏步青等。那时的中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大学教育，这些先驱去欧美留学，上完大学后很早就回国创办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成为中国现代科学的创始人。

第二代科学家出生于1910-1930年左右，以华罗庚、钱学森、卢嘉锡、叶笃正等为代表。那时候已经有条件在中国接受大学教育，加上战争和内乱等原因，他们滞留海外的时间更长，不仅接受大学本科教育，还接受了更加系统的科研训练，站在当时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这一代科学家回国之后，在第一代科学家的领导下，奠定了中国现代科学的基础。

第三代科学家出生于1930、1940年代，以袁隆平、屠呦呦、刘永坦、赵忠贤等为代表。他们在青年时，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他们带领中国科学追赶世界。

第四代科学家出生在1950、1960年代，以潘建伟、施一公等为代表。他们在国外留学阶段的科研水平达到当今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回国后致力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尽管每一代科学家承担的任务不同、特点不同，但都彰显着中国科学家特殊的精神内涵。把国家和个人紧密地联合在一起，自然地融合在科学家的精神中、流淌在血液里，这种特点是其它国家的科研人员没有的。恰恰是这样的家国情怀，在各个历史时期，表现出中国科学家的风骨和境界。

第三，关于某某领域“落后发达国家多少年”的说法，是很缺乏依据的。如果说是根据当前中国的水平相当于发达国家多少年以前的水平，那么因为已经有了目标，追赶并不需要那么多年；如果说是估计需要多少年才能赶上，那么影响因素实在太多而复杂，这种拍脑袋做出的估计是靠不住的。当然，如果仅仅以此来激励我们自己努力追赶世界前沿，还是可以的。

第四，对“软实力”的评价，这是确实应该进行研究的。文化、制度、法制、环境，这些“软”的方面是我们相对落后的地方，是非常值得研究和探讨的。

由“当前中国科技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和地位”引发的一系列问题，不论我们有什么争论，有一点是有普遍共识的，那就是迫切需要开展战略研究，收集方方面面的实际情况，进行科学的定量分析，据此制定相应的规划，落实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