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例会由闫欣芳和张立和共同介绍了一本科学语言史的经典之作：《科学巴别塔：西方科学语言史》。该书原著为Scientific Babel: How Science Was Done Before and After Global English（2015），作者是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迈克尔·戈尔金（Michael D. Gordin，1974-）教授。戈尔金教授是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早期研究主要涉及18世纪早期的俄国科学史，门捷列夫和元素周期表的历史，俄罗斯文学与科学的关系等等。自本世纪初起，戈尔金教授开始在科学语言史研究和爱因斯坦研究方面做出探索。Scientific Babel即是戈尔金教授在科学语言史方面的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本系博士生闫欣芳和张立和合作将本书翻译成中文版。
闫欣芳对本书的前半部分进行了介绍。戈尔金所谓的“科学语言”（“Scientific languages”）是指用于产生和传播科学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时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语言。本书讨论的大多数语言都坚持遵循一种书面标准，而不涉及用于科学交流的口语。在理想的情况下，世界上只有一种科学语言是最好的状态，如果有太多科学语言存在的话，就会造成科学的“巴别塔”现象，即多种杂音带来的混乱，从而不利于科学活动和科学交流的展开。今天，国际上主导的科学语言无疑是英语，然而在此之前并不总是如此，历史上曾有多种语言扮演过科学语言的角色，比如：古希腊语、阿拉伯语、法语、德语、英语、古汉语、梵语、丹麦语，等等。戈尔金主要讨论了拉丁语、俄语、德语、英语以及几种人造语言作为科学语言的兴衰演变。拉丁语在“12世纪的文艺复兴”中，借助将阿拉伯语学术到拉丁语学术的翻译运动，成为西欧的通用科学语言，并在15-17世纪的文艺复兴时期达到顶峰，然而又在约3个世纪后逐渐衰落，被多种欧洲地方语言取代。19世纪末，欧洲的科学语言逐渐压缩至法语、德语、英语三种，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在这一时期，戈尔金主要关注了三大主导语言之外的“边缘”语言——俄语如何努力成长为一种科学语言的历史，此外，也讲述了这一时期人造语言的现象，源于对绝对完美、中立的辅助语言的追求，沃拉普克语、世界语、伊多语相继面世，这些工作尽管注定是一场“乌托邦”，但在当时确是一项严肃且产生较大影响的事业。借助德国化学在19世纪的繁荣，德语成为一种重要的科学语言，在一战前的地位迅速提升，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在一战中主张德语也应该追随德国军队的步伐而统治世界。然而，德国在一战中的失败，让德语遭到了巨大的打击。战胜方协约国在一战后对德国和德语进行了联合抵制行动，科学德语在一战后再也未能恢复到战前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学英语在战后的崛起。
张立和对本书的后半部分予以介绍。该部分内容主要讨论了战后德语作为科学语言的持续衰落、冷战高峰期科学俄语的崛起、以及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语全球霸权的形成。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故事进行叙述：从德国科学家流亡海外“失去母语”的错位体验到“两德”试图提供只有在德语中才能获得的高质量成果（比如德文版《贝尔斯坦有机化学手册》的面世）来挽救曾经作为三大主导科学语言之一的德语；从美苏两国在机器翻译与全刊翻译中的相互博弈到科学走向单语化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出一个世纪以来科学语言的让位与更替。除了“英语是如何成为科学主导语言”的议题外，戈尔金教授还特别关注到英语化背后挥之不去的不公平感，即“身份”与“交流”之间的冲突，当非英语母语者在英语学习中挣扎时，英语母语者却大多对此视而不见，揭示这种不对称性及其后果是本书的另一目的。
报告结束后，与会老师和同学就此议题进行了讨论。蒋澈老师询问了戈尔金的研究与闫欣芳的博士论文研究之间的关联，并提供了一些相关的研究文献。胡翌霖老师提出了“科学语言”的说法是否妥当的问题，因为我们无法严格区分什么是“科学语言”，科学文本使用的语言和宗教、文学以及一些通俗作品所使用的语言如何区分？是否使用“科学术语”更准确？还有大众通俗文化与科学在影响一门语言的发展中分别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也值得探讨。杜明禹同学基于俄语学习的背景，提供了一些科学俄语史的研究文献和思路。闫欣芳同学对以上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