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23日上午九点，我系博士研究生严弼宸在学术例会上作了题为《作为科学史的考古学：<词与物>中的自然史与福柯的编史学》的报告。
严弼宸主讲
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是当代著名的哲学家、社会思想家及历史学家，曾任法兰西学院思想体系史教授。福柯自上世纪90年代被引介入中国后，在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福柯思想的特点是善于运用历史来理解当代社会，他将哲学和历史以某种新方式结合在一起，从而导向对现代性的犀利批判。
本次报告是对福柯考古学阶段的代表作——《词与物》（1966）的介绍。福柯在这部作品中检视了西方自16世纪以来为事物赋予秩序的历史，他认为构建知识的规则自文艺复兴以来发生了两次断裂，这种断裂在劳动（经济学）、生命（自然史/生物学）和语言（语言学）三个领域均得到了体现。本次报告主要围绕福柯在生命领域揭示的两次知识型断裂进行分享，同时也将分析考古学这一福柯独特的编史学理念所处的思想地层，展现它与传统意义上的观念史的异同，阐发它与科学史研究的可兼容性，并以一个矿物学史分期的研究案例展示福柯的《词与物》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刻影响。
在福柯看来，17世纪中叶以前，自然物被符号所直接指示。这里的符号，既可以是语词，也可以是其他自然物。这里的指示，依赖的是相似性原则。因此某物就是所有指示着它的符号（词/物）的集合，而构建关于某物的知识，便是确立起一个囊括所有关于这一被指示的物的符号的语义学网络。在此，观察、文字资料、传说都是这个语义学网络的一部分，它们同等地构成了物，并无实在性的区别。这种文艺复兴式的知识型在17世纪中叶发生了断裂，物与语义学网络的直接指示关系被瓦解，物被从词中剥离出来，在词与物的间距中，依据预先被视为简明、中性、可靠的表象，重新构建词与物的关系。这种新的知识形态，被福柯称为古典时期知识型。在此，词不再直指物，而指向物的特定表象——只有指示物的特定表象的词才是可靠的词。这些可靠的、一般的表象要素只能来自于最纯粹的比较活动，纯粹的理智直观，反映着“同一、差异、度量和秩序”，是基于数和量的度量之上的秩序。因而，指引着古典时期知识型的是普遍数学的理想，它通过普遍的符号体系为经验世界确立普遍秩序。因此，福柯反对那种将自然史视为是对笛卡尔机械论的抵制和弥补的流俗看法，反而认为自然史是对普遍数学的仿效。
福柯指出，古典时期自然史的根本任务就是构建永恒的本质主义的秩序图表。其起点在于自然物的结构——这是由形式、数量、排列方式、相对尺寸等能够被数学化的广延所确定，通过语言表象结构而获得对物的确定的指明。而自然史的目标，则是构建秩序——因此必须把这些由结构而来的确定的指明，安排到图表中，使每个确定的指明之间有秩序（同一与差异）可循。自然史通过构建这样的秩序图表，为经验可感的破碎自然赋予秩序，从而逼近自然的永恒本质。在图表中，存在时间先后这样的要素，但它只是作为描述真实自然所发生的灾变事件的预先安排好的符号而出现。时间从未真正进入自然物，从未被视为生物在其内部能够据此发展自身实现变化的原则。自然被其恒定不变的本质预定。因此，福柯反对那种将拉马克的“进化论”视为今日进化思想先声的流俗看法，反而认为拉马克只是在本体论连续性的基础上来思考物种转变，属于典型的本质主义古典知识型。
福柯认为，生命领域的第二次知识型断裂发生在18世纪末，从此便进入了现代知识型。古典知识型的本质秩序图表在这一阶段瓦解，表象不再是构建知识的原则，生命/自我开始浮现，时间与历史被真正引入到存在之中。居维叶是现代知识型的典型人物，他在生物领域引入了一个观念的倒转，使结构以及结构背后的广延，不再是构建生物秩序的基础，生物的功能，亦即使结构相互之间依靠的不可见的内在关系，如今成为这一基础。生物摆脱了预先注定的秩序中的位置，拥有了真正的生命——生命不再是结构/器官的机械构造，而意味着有机体浸润在特定的环境中，与环境相互作用，从而维系特定的功能。生命的存在不再有先决的本质，而成为条件性存在、环境性存在和历史性存在。由此历史性被真正引入自然，历史成为了基本的存在方式，生物乃至任何存在，现在需要同其历史性条件一起被思考。因此，福柯反对那种将持有物种不变论的居维叶视为拒斥进化的保守分子的流俗看法，反而认为居维叶不变论的背后，是对生物存在方式的一种新理解，即历史性、条件性的存在，这使得时间不再从属于表象的秩序，而成为秩序（多元秩序）的来源。
严弼宸认为，福柯之所以能够给出一套与通行的科学史不同的历史叙述，是因为他所采用的有别于一般传统史学的编史方法，福柯称之为考古学。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的最根本区别在于，考古学拒绝成为一门关于主体的科学。历史学植根于现代知识型，人在现代成为历史性的存在，与人/主体成为历史学叙述的中心是同一件事的两面。无论是寻求总体性解释的“普遍历史”，还是确定事实细节的“微观历史”，都设定了某种理性可以把握的、先验的、超历史的主体作为使历史得以可能的本体。而福柯的考古学却干脆整个绕过了这样的世界理性/先验主体，转而探讨形成如此这般言说着的主体的规则、结构和思想地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总结的考古学与观念史的四大差异，无不表明考古学旨在探究地基、基础、使观念/科学得以可能的条件，而对主体漠不关心。由考古学所显现的这种无视主体的立场，正是《词与物》最后所预言的宣告了“人之死”的后现代知识型的典型特征，福柯的考古学与拉康的精神分析、列维·斯特劳斯的人类学以及结构主义的语言学，在此意义上一同刻画了告别现代知识型的第三次断裂。
尽管考古学与传统历史学有本体论上的区别，但也应注意到，考古学与思想史在编史方法上具有可兼容性，对具体的科学史研究也能够产生相当大的启发。在报告的最后，严弼宸比较了拉夫乔伊的观念史与福柯的考古学在拆解现成给定的观念或话语，剖析使观念最终得以呈现的可能性条件这一方法论层面的相似性，并以澳大利亚地球科学史家阿尔伯雷和奥尔德洛伊德在《词与物》的启发下作出的矿物学史分期工作为例，展现了在科学史领域应用福柯考古学方法的潜力。
报告结束后，在场老师、同学对报告内容进行了讨论。吴国盛老师认为福柯并不是一个“孤胆英雄”，需要将他的历史观放在二战后兴起的现象学运动中，与柯瓦雷、库恩、克莱因等人的思想史工作一道消化和理解。吴老师认为考古学在应用于科学史研究中会面临很多困难，考古学在时间跨度上的断裂性使之很难刻画出完整的历史叙事，福柯独特的历史分期在数学物理学等经典科学领域也难以适用。胡翌霖老师认为，福柯历史叙事的完整性并不体现在纵向的时间顺序上，而是体现在横向的跨学科性之上，能够在某一时期看似关系甚远的学科间挖掘出它们所共同基于的认识方式，这是福柯考古学的魅力所在。蒋澈老师对福柯编史学的贡献和限度进行了补充。他认为《词与物》的一大贡献是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在科学史研究中的潜力，使得文艺复兴自然论在此后成为了新的学术增长点。而福柯历史研究的缺陷不仅体现在他偏好选取不具有典型性的史料，更体现在他的思想史理路本身的局限，或者说粗放。如他提出的文艺复兴知识型似乎囊括了文艺复兴以前的西方知识结构，好像两千余年西方始终处于这一种知识型之中，这就明显忽略了从亚里士多德自然研究、普林尼自然志到中世纪自然知识的历史丰富性。事实上，这一点近似于吴国盛老师所说的福柯考古学在时间上的不完整性。严弼宸认为，福柯在《词与物》中的历史叙述有其特定的哲学目标，也就是通过揭示语言在不同时期的构建-消失-返回的规则，完成对笼罩当下的主体哲学的历史解构。因而对所要分析的思想地层的选取，首先出于福柯的“当下历史”的关切，他的史学并没有提供从古至今的完整历史叙述的负担，它也拒绝提供历史因果性的解释。王巍老师认为福柯所刻画的古典时期自然史，似乎与中国学界现今所倡导的作为现代科技“解毒剂”的，带有田园牧歌色彩的博物学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在福柯看来，自然史是一门经过了普遍数学改造的新的学科，有别于那种由相似性构建的自然知识。在以理性构建的符号体系为经验世界确立普遍秩序的意义上，自然史就是普遍数学的孪生兄弟。刘元慧、孔德睿等同学还就古典时期的自然连续性原则以及“自然史”的译法问题，与主讲人和在场老师进行了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