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题目：《星际讯息》的写作策略及其传播
史艳飞作报告
报告主要分为四部分。首先，报告人回顾了荷兰望远镜的出现。1608年，七省联邦与西班牙帝国休战谈判期间，身处荷兰海牙的不仅有战争双方谈判人，还有法国亨利四世（Henry IV）的使者和英国詹姆斯一世（James I）的使者。作为当时整个欧洲的关注中心，海牙当地所发生的的重要事情以当时所能企及的最快速度通过各国的大使渠道传播，而这其中之一便是望远镜的出现。荷兰望远镜在整个欧洲迅速传播，1609年7月份传至威尼斯和帕多瓦，其后伽利略在8月份便制作出了一台8倍多放大的望远镜，并且向整个威尼斯元老院演示地面观测并向总督献上仪器，受到不菲奖励。9月起，伽利略一方面继续改进望远镜，一方面开始天文观测。在11月，伽利略制成了一台可以放大20倍的望远镜，并紧接着在11月30日到12月18日间对月球进行了系统观测，并于次年在1月7日到15日间，持续观测木星并确认了四个卫星的存在，最终于1610年3月12日出版了《星际讯息》（以下简称《讯息》）。报告人希望强调，荷兰望远镜始一面世就获得了当权者、贵族阶层，以及工匠、商业阶层的高度关注，且进一步向整个社会辐射。这种高关注度至少持续到到1609年的9月份，其后不仅没有就此终止，反而在伽利略手中变成了一台天文学仪器，向世人展示了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因此，当《讯息》出版时，在望远镜身上所累积的关注度达到了一个至高点。
第二部分，报告人先简述了《讯息》的主要内容，着重强调了《讯息》文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主要呈现观测现象，而不做过多系统性的理论阐述。考虑到伽利略在1597年曾表露过哥白尼体系、《讯息》中有两处提及地动和日心，以及《讯息》后伽利略似多次在不同场合提及哥白尼体系观点，报告人认为，在《讯息》出版时伽利略已是足够程度的哥白尼主义者。在这种假设下，《讯息》本身的写作方式便呈现出问题：为什么伽利略不在报告新现象的同时一举对宇宙体系进行论证？对此的一个可能解答是伽利略有选择地处理了《讯息》的写作，前文提到，望远镜一直受到高度关注、且新现象本身太过，伽利略可能意识到了这种前提下《讯息》将会具有的巨大传播能量，因此主动选择了不加入过多的理论（即哥白尼体系）论证，而是将文字限制于现象报告。此外，伽利略的另一项策略，以“美第奇”之名命名木星卫星不仅进一步维护了伽利略本人的发现权、还进一步促成了《讯息》之后的成功传播。此后，《讯息》一经出版，果然受到在学界及诸多欧洲高层中引发巨大光柱，通过外交和商业渠道迅速传播。
第三部分，《讯息》传播中受到了很多不同反馈，其中，报告人主要列举了前期的两位反对者马基尼和霍基对伽利略博洛尼亚观测的陈述，以及为伽利略提供重要支持的开普勒的《与<星际讯息>的对话》。再往后，1610年8月30日到9月8日，开普勒观测并确证了木星卫星，10月底出版了《关于木星四个卫星卫星的报告》。此外，罗马学院的耶稣会神父克拉维乌斯也在12月份确认了木星卫星的存在。这两份确证非常重要，向当时的欧洲证明了伽利略的新发现确实存在。此外，报告人还强调，美第奇家族在《讯息》的传播中发挥了作用，不仅利用其外交渠道帮助伽利略传播书和望远镜，还促成了罗马之行，甚至引荐伽利略面见教皇。
第四部分，报告人讲述了伽利略1611年3月底到6月初的罗马之行，即访问罗马并且在当地进行一系列观测。罗马之行在当时来看非常成功，但是，5月17日，在伽利略本人不知道的情况，宗教法庭（The Holy Office）召开了一次会议，认为需要确定伽利略是否在对亚里士多德派教授切萨雷·克雷莫尼（Cesare Cremonini）的审判中被指名。报告认为，这次调查代表了教会的警惕，代表着罗马教会已经注意到了在当时引起超高关注的《讯息》可能存在的问题即，新现象可能会引发与《圣经》相冲突的解释。在1610后，随着时间推进，《讯息》的哥白尼主义阐释愈演愈烈，而1616年罗马教会将《天球运行论》列为禁书这一点便证明此时社会上出现的哥白尼主义思潮已经到了不得不认真对待的地步，而这一切都是由于《讯息》在几年间的传播中提供了对哥白尼理论的理论支持和适于其生长的思想土壤。此时，再反观《讯息》，便会发现正是《讯息》本身的两个主要特征（报告人推测这很可能是伽利略本人的主动策略）促成了后续的上述进程。如果《讯息》没有和美第奇家族联系紧密，那么《讯息》的传播远不会那般迅捷和高效；如果《讯息》本身进行过多关于宇宙体系的论述，那么会更早引起教会的注意，导致伽利略本人被指控，甚至阻碍《讯息》及新现象的传播，从而扼杀本会在接下来几年招致的哥白尼主义思潮。
报告完毕，王哲然老师首先对报告进行了总结，补充指出望远镜作为一种从未首次出现的仪器在整个《讯息》的传播过程及新现象的确证过程中也得到了基本接受。之后，吴国盛老师进行点评，他首先认为该报告选题很重要、鼓励同学们勇于挑战像伽利略研究这样的成熟领域。但随即也指出，该报告的问题意识不明朗，没有将问题清晰地构造出来。并且文章的论证度不够，许多预设没有澄清。针对报告内容，吴老师认为，伽利略在《讯息》写作时并非一定像报告人所刻画的那样，是一位老谋深算的哥白尼主义者，此外望远镜的改进也有可能只是伽利略希望补贴家用，这里涉及的问题就是，伽利略到底什么时候成为一名哥白尼主义者，什么时候意识到了望远镜的意义。另外，教会是否真的会扼制现象的传播，是否真的在意《讯息》中所呈现的新事物，而在学术上挑战亚里士多德传统是否就一定意味着挑衅教会。然后，胡翌霖老师评论，他同样认为报告人的问题不清楚，至于内容则可能过度主观地美化伽利略，伽利略本人可能根本没有什么策略，而只是在保存自身的同时争取名利。这里需要进行更多的对比研究，看看当时是否还有一写文本是只谈现象、不谈理论的，还是说这是伽利略的个人风格。并且进一步指出，报告人没有关注到望远镜本身的认识论意义，其如何成为一种中立的、合法的仪器。刘钝老师补充说，开普勒本人的眼睛并不好，所以需要再细致地确认一下他对木星的观测具体如何，另外报告人论文中提到，1604年伽利略的名字曾在一份谴责书中被提交给威尼斯宗教裁判所，这个事件究竟如何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蒋澈老师也提醒报告人，做研究时应当学习如何在学术文本的语境中叙事，另外也指出报告人在参考文献方面的不足，需要更多关注近10年内的相关研究。并且，蒋老师着重强调了关于伽利略如何把其观察到的现象整合为一幅完整图像的问题，以及如何从内部理解仪器，技术为何能够合法地参与建现代科学的研究，在这个视角下对《星际讯息》进行分析可能会发现更多的东西，伽利略在其中可能重新定义了“观察”，否定了自然视觉的优先性，引入了观察者和视角。在这个意义上，天文望远镜可能天然地就是一种哥白尼主义仪器，甚至促成了哥白尼主义的诞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