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5日下午，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孙萌萌博士后做客清华科史哲讲座第39讲。本次讲座由我系蒋澈老师主持。来自全国各地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近200名听众在线上线下参加了讲座。
什么是“气候”？ “气候”一语自明朝起就出现在我国地方志的标题中，与之相关联的一系列语汇如“月令气候”“候气”“五运六气”“占候”等提示我们，古代“气候”一词经历了一系列语义上的转变，才成为我们今天翻译为climate的这一词汇。在这个过程中，竺可桢(1890-1974)的气候变迁研究和物候学等科学实践，如何将中国古代“气候”的认识图景（例如李调元《月令气候图说》）转变成了“中国五千年温度变迁图”的图景？
20世纪初，中国学者关于气候与文明的看法是以整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文明论为其背景的。在西方学者以“气候”和“环境”作为文明等级论“科学基础”（其中夹杂着人种论）的情形下，竺可桢既保留了关于文明论的自然主义解释，又抵制和祛除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文明排序。而在这种文明叙事中，将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通过“气候变迁”纳入整个世界图景，成为竺可桢长久为之努力的目标。“定量”方法，是构建这种图景的唯一途径。
在气候变迁的研究主题中，“气候“分为”降水“和”气温“。伴随着文明等级叙事在中国的发展，20世纪初“华北干旱”问题成为中国科学家（例如竺可桢、丁文江）所谓“科学方法”的试金石。在观点的交锋中，竺可桢放弃了以水旱灾害为主的气候变迁图景，转而以气温变迁为重，这突出了物候学和气候变迁研究中物候学方法的重要性。
用动植物记录推测古代气候的方法，在中国学术语境中可以上溯到19世纪中期西方博物学家在中国的研究活动，而他们的方法直接来源于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20世纪初，新兴的考古学和历史学对中国早期文明的探索将中国历史自然环境作为文明的舞台，其中中国古代有没有大象，以及大象的环境意义等问题，开启了对中国古代气候的想象和追溯。一种以文本中的动物、植物以及其他类别的记录推测古代气候状况的方法诞生了，与之一同诞生的是“物候学”。
竺可桢对“什么是科学”的认识来源于20年代“科玄论战”中任鸿隽和丁文江对科学的定义。他们采用英国数理统计学的创始人Karl Pearson的意见，以统计学为蓝图定义了科学的含义，指出科学不是由其对象、而是由其方法决定。对所谓“科学方法”的强调在当时忽视了历史记录作为科学研究“材料“的合法性。竺可桢在1931年的《新月令》中提出了这门新科学的纲领。一方面，他把中国传统的“月令”简化为包含观测记录（物候）和理论（节气等）的古代知识，构建出一个中国古代气候知识的范畴；一方面用发端于西方植物学中的“Phenology”对应“物候”一词，试图创造出一套以对植物和动物的生物周期为对象的观测科学。为了给历史记录作为科学研究材料做合法性的辩护，竺可桢将一套19世纪通行的科学实践模式套用在中国古代知识生产上，由此也奠定了他科学史工作的特点。通过将“气候”的中“气”置换为“物候”中的“物”，并进一步追寻这些“物”的可测量性，竺可桢最终获得了中国五千年气温变迁图景，完成了将中国的自然图景通过气候变迁这一主题融入世界图景的努力，与此同时，“气候”一词也彻底摆脱了与中国古代关于“气”的认识的关联。
我们对竺可桢科学实践的历史分析表明，将人文与自然严格区分的努力，本身也具有深刻的政治及人文意义，而这种人文性不仅隐藏在竺可桢科学实践的历史中，尤其是在看似断裂的种种表象中的那种连续性，也残留在具有深刻政治意味的中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整全图景之中。
在问答环节中，主讲人与听众就“气候”与“物候”概念的辨析、竺可桢气候变迁研究和物候学研究对于中国科学史学科的早期发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讨论。
撰文：骆昊天
审稿：孙萌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