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20日下午，清华科史哲讲座第7讲在蒙民伟科技大楼南楼科学史系系厅举办。本次讲座的主讲人为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马玺，题目为“科技与中国：晚清矿学及其历史书写”。
马玺博士指出，在现当代学者写作的矿业及其技术史著作中，常见的一种编史方法是用现代技术的视角来审视过去历史上的采矿事业，这背后隐藏着一种目的论的预设。另一个随之而来的判断是：既然现代有关采矿的知识是科技的，那么同类知识在过去也必然是属于“科技”范畴的，同时这种知识的历史发展也一定是不断向前进步的。这种理解在国内对于古代和近代采矿历史的写作中也占据着主流地位。这种以进步观点来看待矿业知识的编史学思想诞生于中国近代，马玺博士的核心问题即是揭示这种编史思想的起源。
魏源就曾经在《圣武记》中对开矿的意义做过反思，但同现代史学家有所不同，魏源虽然呈现出一个很宽的时间视野（从上古到清代），但他不认为上古至清代的采矿技术有根本的进步，矿业并没有线性的、与技术相关的发展史，只有与朝代相关的政策史。另一方面，魏源的视野始终是中国的。这代表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最开明知识分子的视角。真正专门论述采矿技术的中国近代文献是《云南矿厂工器图略》，但其中对技术仍然持有一种非线性、非进步的观念。对于清末知识分子来说，采矿也并非首先是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治理问题。来自西方的矿学知识真正挑战了这种中国传统的观点，其中的技术和科学视角被提升到超越政教视角的重要地位，同时被赋予了线性进步史的叙事。
具体地讲，清末的所谓“矿学”不仅仅包括矿物的识别、分类，还包括勘探、开采和冶炼等内容，此外，它最重要的主题是与采矿相关的国家政策。自洋务运动以来，许多西方采矿文本被译为中文，在这种学习西方的背景下，开矿被当作“急务”（郑观应语），矿学的地位迅速上升，成为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在科技与政策纠缠中理解矿学的代表有张之洞等人。张之洞《劝学篇》中，矿学属于“西艺”的范畴，也即将矿学确定为从西方新引入的技术知识。而赵惟熙的《西学书目答问》中，矿学与农政等属于“西政”的类别。徐维泽《增版东西学书录》中，矿学介于“政”和“艺”之间，也即采取了一种折衷的态度。
在西学取代中学成为权威的过程中，一种观点认为：矿学属于新的、西方的知识，中国传统上是没有真正的“矿学”的。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认为中国也曾经有过矿学，这一观点代表如顾琅、周树人的《中国矿产志》（1907），顾、周指出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有过和西方类似的“矿学”传统，只是失传了。这种思路和西学中源说有密切的关联。钟天纬《中西格致源流论》（1889）、《格致说》（1898）则指出了中西矿学虽然在源流上可能相通，但二者有不同的发展方向，西方的矿学有明显的求变取向，这里为中西学说比较提出了一个时间维度，同时也强调了西方矿学的科技属性。王韬《西学原始考》（1890）中也体现了类似的观点，并进一步勾勒了世界尺度上科技的线性进步史。总的来说，矿学在甲午以后逐渐从“艺”、“政”之纠缠中摆脱出来，被理解为西学的一部分，并建立了与西学类似的历史叙事。
与此同时，欧洲的“三代论”成为了流行的人类技术史与文明史叙事，矿物和开矿相关的历史写作也受到了影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这样叙述矿物开采和使用的历史。例如，张资平在《所争者矿也》（1920）中便表明了这样的态度。中国近代地质学、矿物学创始人之一章鸿钊也在《石雅》（1918）创造性地解读了古代文本，将中国古代非科学文献赋予了现代科技的意义，纳入到以欧洲知识为主轴的科学史和文明史中。我们今日熟悉的那种编史进路至此成型。
马玺博士在与科学史系师生进行讨论
马玺博士的报告引发了科学史系师生的巨大兴趣，在座师生就马玺报告所涉的历史背景、矿学性质与史料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讲座结束后，马玺博士与吴国盛教授等人共进了晚餐。
